埃及于奥斯曼帝国而言，既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它是奥斯曼帝国在红海地区、也门、埃塞俄比亚和希贾兹地区重要的行动基地；奥斯曼帝国征服埃及使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财政优势。从埃及上缴帝国中央的土地税、城市税以及海上和河流港口关税的收入为苏丹及其家族、土耳其军队和海洋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埃及的预算余额每年以国库汇款的形式汇入伊斯坦布尔，征服之初规定数额为每年1600万帕拉(Paras)，到16世纪末，数额上升到至2000万帕拉。此外，埃及国库还负责了朝圣队伍每年大部分的开支，并向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居民提供粮食和财政援助。鉴于圣城对埃及的物质依赖，也使得他们自愿向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臣服。作为交换，埃及本土的许多宗教和慈善事业可以得到帝国的财政支持。

一、对外贸易的繁荣

埃及在罗马帝国时期就素有“帝国粮仓”之称，这一职能在奥斯曼统治时期仍旧没有发生变化。埃及对外贸易的繁荣不仅依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还得益于包税制下较高的农业产量。一直以来，埃及都是奥斯曼帝国最富庶的行省。丰富的农产品不仅维持着埃及本国的人口，而且还维持着帝国境内的广大地区的人口，向伊斯坦布尔运送大量的大米、小麦、扁豆和糖，并向地中海东部的港口运送大米、水果和小麦。

帝国委派专门的行政官员组织负责从上埃及运送来的大量农产品的安全，将其储存至帝国的粮仓中，然后再将其分发给其他奥斯曼行省的人民或进行出口贸易获取高额利润。特别是大米，也会从奥斯曼帝国的港口出口到欧洲。奥斯曼帝国征服埃及后，使得这一时期的跨国贸易有了较大发展。通过埃及，奥斯曼帝国开始与北非和西非进行贸易。埃及从叙利亚进口丝绸、纱线、棉花、纺织品、肥皂和干果，出口大米、豆类、小麦、糖和皮革。纺织品、干果和木材也从安纳托利亚出口到埃及、苏丹和印度。

埃及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贸易中转集散地，负责转运从各国进出口的商品，来自印度的咖啡、香料和纺织品则先运往埃及，再由埃及卖到伊斯坦布尔、叙利亚、欧洲、苏丹和北非等地。因此，埃及与奥斯曼帝国的贸易往来最为频繁，而与欧洲的贸易仅仅占据埃及贸易总量的七分之一。

18世纪上半期，埃及的贸易和商业利润足以满足统治阶级上层精英的需求，而这一利润的主要来源就是咖啡贸易，因此咖啡在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贸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给奥斯曼苏丹和埃及封建主以及从事咖啡贸易的商人带来巨大财富和收益。奥斯曼帝国统治埃及初期，咖啡就被引入埃及，尽管它的出现遭到了宗教和政治权威人士的反对，但它作为新事物在埃及显贵阶层迅速传播开来，随即咖啡馆在开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这些咖啡馆也逐渐变成了重要的社会中心和思想文化交流碰撞的场所，志同道合的人会相聚于此，或者喝着咖啡聊聊天，或者聆听音乐和欣赏表演，埃及人的社会生活得以进一步丰富和提高。

开罗遂成为也门和欧洲之间咖啡贸易的中心，城市大旅馆中的大量人口都投身于咖啡豆的存储和转运贸易之中。传统观点认为，中世纪埃及经济的繁荣主要归功于埃及的东西方过境贸易。但也有阿拉伯纸草文献资料证据表明，中世纪埃及的经济繁荣可能依赖于埃及的纺织业。奥斯曼征服埃及使得埃及融入庞大的地中海贸易帝国之中，这给埃及带来诸多的商业机会。埃及是传统的棉纺织农业大国，长期以来纺织品都是埃及主要出口物资。也有文献记载，纺织品生产于埃及中世纪。

早在12世纪，亚麻便成为埃及的主要经济作物，有专门负责管理农业税的官员，他们还负责监督亚麻纺织品的生产，这些官员甚至将农业收入用于投资纺织业。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埃及三角洲地区就出现了小型的纺织品制造基地，并从地中海港口出口布料。法国商人购买咖啡，从汉志带到埃及，又购买埃及的纺织品去欧洲销售。奥斯曼帝国征服埃及结束了马穆鲁克王朝控制香料贸易的制度，至17世纪之交，自由市场原则在帝国控制的整个地区或多或少地得到了确立。

奥斯曼帝国在对外贸易治理方面，确立了旨在增加香料贸易总量和最大化国家收入份额的战略，包括合理化的帝国税收制度和管理私营贸易制度。帝国贸易网络的建立使得胡椒从也门运往埃及和伊斯坦布尔市场，再加上天然的地理优势和印度洋上穆斯林商人的往来，进而使奥斯曼帝国有能力挑战葡萄牙实施的胡椒香料贸易垄断政策。

二、外贸发展的影响

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得埃及的经济一直保持着健康的活力，相应地促成开罗、亚历山大等国际大都市的建立。奥斯曼苏丹从未像监管伊斯坦布尔的交易那样严密地控制开罗商人的活动，使得埃及或多或少地垄断了与印度和也门的重要贸易。因此，开罗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商业财富中心，或许可以与威尼斯形成欧洲世界经济中心时的热那亚相媲美。

奥斯曼帝国时期开罗人口的增长也预示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繁荣。继伊斯坦布尔之后，开罗是奥斯曼帝国最大的城市。从1525年由帝国法令(Qanun-Name)提供的数据来看，奥斯曼帝国粮仓的小麦卖给开罗100，000伊尔达勃，拉希德2，000伊尔达勃，迪米亚特3，000伊尔达勃，亚历山大10，000伊尔达勃，这一数据反映了开罗相对于其他城镇的人口规模，开罗至少比亚历山大城大十倍。普罗旺斯大学阿拉伯世界城市史研究专家安德烈·雷蒙德(AndreRaymond)估计，在17世纪，这座城市的人口超过30万。

即使在灾难性的18世纪，这座城市依然具有人口优势，但当时由于一系列瘟疫、饥荒、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派系斗争，人口也有所减少。同时，在人口构成上，雷蒙德认为，18世纪开罗人口有20余万埃及本土穆斯林、2.5万外国穆斯林（其中土耳其人约10000名、马格里布人约10000名、叙利亚人约5000名）、2.5万宗教少数群体（其中科普特人约10000名、希腊人约5000名、天主教徒约5000名、犹太人约3000名，亚美尼亚人约2000名）、1.2万包括马穆鲁克和奥斯曼驻军在内的统治阶级人员，还有一小部分是欧洲商人。

这一时期，尽管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忽视了埃及的农业发展和灌溉生产，但对外贸易的繁荣使得亚历山大成为一座拥有6000人口的城市，极具商业化，这一优势当然要归功于它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手工艺者群体。开罗也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值得注意的是，与对外贸易带动起来的国际大都市相比，埃及还有很多落后的地区，并不是整个埃及的发展都协调一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埃及的发展呈现出区域性差异。

当然，埃及的过境贸易并非总是向好发展，在世界经济的动态发展变化中埃及的经济也受到影响。一方面，在马穆鲁克王朝统治末期，葡萄牙人开辟了经好望角绕过非洲通往印度和其他东方各国的航线，导致埃及中断了与东西方各国的贸易联系，阻碍了埃及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得埃及丧失巨大过境贸易的收入。到17世纪时，作为当时商品贸易中心和进出口集散地的开罗与亚历山大逐渐走向衰落。另一方面，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资产阶级逐步向海外扩张，欧洲人逐渐控制海洋贸易，埃及的经济开始衰退。就在这时，一种美国产品——烟草被引入埃及，并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

为应对这种衰退困境，埃及决定通过扩大与欧洲的贸易，特别是苏伊士运河的红海港口来增加埃及的海关收入，这恰好迎合欧洲列强的全球扩张战略，扩张中的欧洲帝国体系便将注意力牢牢锁定在埃及这一自治行省上。为防止欧洲的渗透，奥斯曼帝国采取了相应措施，限制欧洲商船进入埃及进行贸易活动，禁止欧洲贸易商船在红海贸易中心吉达以北通航，限制欧洲通过其地中海的港口与埃及进行联系。

18世纪90年代，曾经在埃及和黎凡特海岸繁荣的法国商人社区的数量大大减少，很多是由于奥斯曼苏丹的残酷勒索而破产。奥斯曼帝国在埃及的统治地位此时也江河日下。长期以来，埃及经济一直是奥斯曼帝国收入的重要来源，但18世纪晚期，埃及已经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的控制。

1798年，拿破仑率领的法国远征军占领埃及，与其说是帝国对印度发动的进攻，倒不如说是法国打算在地中海地区的东南海岸恢复其商业和战略地位。拿破仑的入侵预示着奥斯曼帝国对这一重要而富饶的行省的统治即将结束，随着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Ali)统治的确立，埃及逐渐走向独立国家。此后，奥斯曼帝国与埃及的关系出现了巨大的波动。至19世纪，除了进贡外，埃及的收入不再由伊斯坦布尔支配。

1805年，阿里成为埃及的实际统治者，他以18世纪末马穆鲁克贝伊奠定的政治和经济为基础，如阿里贝伊、艾卜勒·宰海卜贝伊、穆拉德贝伊和易卜拉欣贝伊，并效仿西方进行现代化改革。有学者认为，穆罕默德·阿里的许多“现代化改革”如贸易垄断，只不过是这些前任统治者所发起的变革的合理化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