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客不收礼”:分享规则或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北京日报客户端|作者郑淑丽

从“接受礼物”到“不接受礼物”和“部分接受礼物”的变化，涉及分享规则或非正式制度的变化。

婚宴有礼物(黄金)是当地社会常见的送礼规则。主持红白喜宴，宾客送礼(金)。宴会呈现一种礼物逻辑。改革开放过程中，带礼品的宴请逐渐增多，甚至成为人民经济负担的主要来源。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经做过一个问题，“你是否厌倦了人类的消费？”(5795人)，结果显示，53.2%的受访者觉得礼金负担重；64.6%的人每年花1000-6000元买礼物，19.1%的人每年花6000元以上买礼物。

虽然一些地方礼金标准不断上升，礼金负担不断加重，但仍有一些地方礼金标准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广东的礼金负担轻：在广州收礼金时，只摸红包或折红包一角还给客人，或只收客人的一些小礼物；改革开放后，佛山一直有“不收彩礼”的规定。但与广东礼金负担始终较轻不同，仍有一些地方礼金标准先升后降。

75-79000提到，改革开放初期，西部省县的礼金逐渐增多，但2000年以后，礼金负担有所减轻。

为什么西县礼金先涨后跌？这和西郡的宴席分享规则变化有关。

西村从“收礼”到“不收礼”、“部分收礼”的变化虽然只是一种社会现象，但其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学术合理性问题，即分享规则或非正式制度的变化。

05-79000，郑树理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西村请客不送礼的新规定，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礼品(黄金)负担沉重的现实问题。

礼物交换的核心是有一个关于给予的交换规则，即给予、接受、回馈的链条通过给予而延续。多重义务反馈的存在使礼物经济成为典型的互惠经济，规范礼物交换的规则也成为一种非正式的互惠制度。

宴会中的礼物交换有多重互惠：第一个是

宴会礼品

互惠(同一时间点的完全互惠)；第二个是

宴会-回请

互惠(互惠在不同的时间点完成，回复发生在延迟的时间点)；第三是

接受礼物——归还。

互惠(在不同的时间点完成互惠)。这

三重互惠都体现了交往功能，但在客观效果上，第一重互惠中的“礼”具有补贴功能，是一种补贴互惠。在集体时期，物资紧缺，礼物交换有助于以物的形式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比如一块布，做一件衣服就够了。改革开放后，以礼金的形式出现，资助酒席举办酒席仪式，冲抵部分酒席费用。

后两种礼尚往来中的“宴会-回请”和“礼尚往来”更多体现的是交际关系的延续功能，交际体现的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鉴于此，

在本书中，第一种互惠称为出资互惠，第二种和第三种互惠称为关系延续互惠。

出资型的互惠体现异质内容的互惠(礼与宴的互惠，这里礼与宴是异质的东西)，关系延续的互惠体现同质内容的互惠(礼与礼邀的互惠，礼与回是同质的东西)。

因此，当西村对待客人从“接受礼物”到“不接受礼物”和“部分接受礼物”时，实际上，礼尚往来发生了如下变化：

一是出资互惠褪色，双互惠变成单互惠；第二，补贴互惠缩小到更小的范围，即原来的双互惠缩小到有限的范围。以上变化可以称为双重互惠的单一性和有限性。它是礼物交换制度(非正式制度)的一种变化。礼物系统是一个互惠系统。因此，讨论礼物交换制度的变化可以在互惠制度的层面上进行。双重互惠是互助衰落的去制度化过程；双互惠是有限的，这是支持互惠保留的制度遗产。互惠性、单一多样性和有限性是制度遗产去制度化的结果。当这种互惠制度得到确认时，新的馈赠规则就重新制度化了。所以，礼物规则的变化就是礼尚往来的去制度化和再制度化的变化。

本研究旨在分析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呈现互惠制度在互惠中的变迁实践，并围绕补贴互惠如何消退与留存、双重互惠如何变得单一与有限、互惠如何制度化与再制度化等问题，探讨其“过程-机制”。这本书没有把互惠作为自变量，而是作为因变量，试图分析互惠制度变化的原因。

本研究认为，西村“不送礼”的新规定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送礼负担过重的现实问题。要推广这个减轻送礼(金)负担的案例，可以讨论如何协调相关行动者，创造制度变革力量来改变制度。

(作者是广州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本文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