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川化”）大事记：1956年，新中国第一套国产中型氮肥装置破土动工；1959年，结束了中国西部无氮肥的历史；1976年，建成国内第一套大化肥装置；1984年，建成国内第一套年产1.2万吨三聚氰胺装置；1990年，建成全国最大的合成氨和氮肥生产基地；1992年，被确定为全国特大型化工企业……宣言般的创造，史诗般的成就。但这一切，只为序章。2014年，川化全面停产转型，4000多名职工分流。

共和国曾这样走过

回望我们翻越的高山

初心依然热血而坚定

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一天，成都北部一个叫红旗村的田野里，二十岁的谢正全刚把最后一担黄橙橙的稻谷挑上田坎，一队拉着架子车的人马就开了进去。铁锹 、铁铲、钢钎“乒乒乓乓”刚卸了一地，这群人就“嘿咗嘿咗”地干了起来。

掘地三尺，打桩立柱，田野里挑灯夜战，几近疯狂。“我的天，莫非这地下真的有黄金啊？”当年的小谢呐呐地说。

红旗村本叫黄金村。一年前在上交国家公粮的竞赛中，抢了全乡头一名，上级嘉奖，授予了这个更加“革命”的名字。

慢慢地，谢正全才知道，国家要在他们村建个化肥厂，就是后来的川化。原本村上人平一亩三分田，建厂后只留下了零头。没有赔偿安置，没有阻工上访， “我文化不高，但是觉悟不能低嘛——支援国家建设啊。”八十二岁川西农民爽朗的说笑声，依然像这片沃土上的空气一样纯净。

油毛毡盖的工棚立起来了，里面住着副厂长段以山。“这房子，夏天挡不住雨水，冬天挡不住冷风。”“白天滚身泥，晚上泥里滚。”耄耋之年的他说，这 是第一代川化人的写照——“比农民还苦”。

此时，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鏖战正酣。那是青春与激情喷薄燃烧的岁月。国家建设的全民性参与，超越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任何一个时代。在废墟上成立 的共和国，要让迅速增长的人口吃饱肚子，并非易事。而传统农家肥的效力已经达到了极值。

“那时一亩田才收三、四百斤谷子，吃不饱啊。”谢正全回忆说，年轻时候饿肚子的滋味永远都记得。

开水渠、铺电线、安设备，川化人自己动手；挖煤、伐木、找矿，川化人征战南北。当第三个秋天再次到来，川化作为国家“一五”期间的重点项目，在雨 水、汗水、泪水乃至血水中铸就而成。一百零六米高的烟囱吐着黄色的烟雾，合成氨压缩机强大的分贝，震撼着年轻农民的心，令他无比自豪。

从此，中国的工业树起了一座丰碑，更为数千年的农业赖以生存的土地，提供了强大的新动能。川化总共为新中国生产了数千万吨氮肥，由此增加的粮食， 可以养活千万人口。

氨，作为氮肥基础性原料，其产能曾经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为毛主席争光，为工人阶级争气。”川化的创业史，镌刻在记录新中国艰辛发 展的长卷上，也流淌在世世代代川化人的血脉里。

体制是把双刃剑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也可能成为惰性的温柔乡

一九七三年，中国从日本进口的第一套三十万吨合成氨及四十八万吨尿素装置，落户川化，为其后来的辉煌插上了翅膀。

这一年，川化二代张成林进厂上班了。他的工作，就是跟着师傅学习这套装置的流程和具体操作。

随父母来到川化，在厂里完成所有学业，到就业、结婚、生女、退休，张成林的人生之旅，就像合成氨管道千回百转，但始终在厂子里盘桓。女儿长大也进 厂，成为第三代川化人。

“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悲情似的自豪感经常挂在老川化人的嘴上，但私底下他们会说：“还有比这更好的去处吗？”

安稳闲适、富足精致，塑造了一种特有的川化文化。每逢节假日，生活服务部门庭若市，公司给员工发放各类生活物资，吃、穿、用俱全，很多家庭经年不 断；俱乐部里，连番上演着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一片欢乐祥和。

迷恋最是温柔乡。厂里的子弟，总要通过各种渠道，留在这个温情氤氲的小天地里，联亲、拜师、攀附，姨妈姑妈疼着，舅舅叔叔罩着，师傅师兄护着。“ 川化没有秘密。在单位里说话，你得当心。”一位熟谙川化的干部说。

就业像一张嘴，既肩负着生命存在的责任，又是造成肥胖的主要原因。“只需要六个人的岗位，我们最多时有近四十人。”张成林说。

和风细雨，从来不是发展的主旋律。在改革大风劲吹之下，川化推行了“末位淘汰制”。方法是中国人的发明——考试。结果发现，成绩越靠近末位的，替 他们打电话的就越多。制度要执行，只是拐了个弯：加强学习，合格上岗。

到了第二年，有人主动要求“末位淘汰”。原因是，“工资不少一分，只是奖金略略意思一下。但这样我可以不干活啊，学习嘛。”一位分厂干部分析说， 不要说涉及饭碗这类命运攸关的惩处，就是违反上班纪律扣发几十块钱，往往都很难执行。“淘汰制”没有淘汰掉一个人，最后淘汰了“淘汰制”。

川化开创的，不仅是古老土地的产业嬗变，还有生产经营与社会管理交织的“中国现象”。

背负着就业、教育、医疗的沉重包袱去长征，迟早要被“成本”这个企业最凶悍的“敌人”击倒。 进入新世纪，当这些非生产性部门被强行剥离川化时， 很多职工还不能接受——“今后太不方便了”。

守着舒适的生活，没人愿意为别的思考更多。

生态不只是生产力

在环保可有可无的得过且过中

不知不觉被逼进了无路的荒漠

又是一个金灿灿的九月。望着谷穗挤得密不透风的稻田，谢正全的脸上乐开了花，“终于可以吃饱饭了！”这是一九八四年的秋天，分田到户的第一个收获 季。

提着一尺多长的砍刀，谢正全满心欢喜钻进自家竹林盘，他想找几根竹子，编制筛筢簸箕一类的收粮器具。但令他惊讶的是，这些竹子开片成的篾条，一扭 就断，一曲就折。以柔韧见长的川西慈竹，“都成了肉竹子，没用了。”这可是他祖祖辈辈惯用的材料啊。

再看看旁边的坟头，以前草木茂密，而今光秃秃的，像个没蒸熟的馒头。他望着眼前的烟囱，突然若有所悟，平时隐隐约约听说的污染，“真就这么凶吗？ ”

“这是大气和水环境变化给植物带来的影响。”林业专家解释说。

八十年代，川化对硝酸尾气（俗称“黄龙”）、硫酸尾气（俗称“白龙”）进行了回收。先发展再治理。但川化，也许走得远了些。

沱江，承载了四川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它的一端伸进民族的母亲河长江，另一端接纳着川化等众多企业的吞吐。

二零零四年三月，川化设备故障，氨氮超标排放引发沱江特大污染事故，震动全国。事故造成沿岸直接经济损失近四亿元。川化董事长引咎辞职，六名企业 负责人及环保部门干部获刑。这是全国首例环保入刑的案例，也是川化走下坡道的拐点。

通过对事故的调查发现，至少有六个环节可以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在今天看来重于泰山的环保责任，彼时在公司总部、生产车间、环保部门、技术部门之 间被推来抛去，像玩丢手绢的游戏。

事件的本身，也许只是环保这只蝴蝶煽动了翅膀。但由此引发的效应，远不止于此。

生态遭受的沉重打击，个人和集体受到的严厉惩戒，使人们对环保、健康的关注，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当地信访部门的数据显示，此后关于企业偷排漏排的 投诉信件成倍上升。群众对几十年习以为常的氨味，已不再容忍。川化失去了赖以立足的社会支持。

蝴蝶的震波还在继续。

进入新世纪，为改善雾霾天气而大力推行的“煤改气”，以及城市化的加速，我国天然气供应趋紧，川化这类天然气化工开始遭遇“上气不接下气”的困境 。“停产一次，几百万就没了。干着急啊！”川化的一位主要负责人说。更有WTO迎面而来，一些天然气丰富的国家把大量化肥输往中国，“到岸价格远低 于我们的成本价。”

而产业的另一端， “二零零年后，我们大力推广复合肥、生物有机肥，甚至效率极高的水溶性肥料，省水、省肥、省工，且更加环保。单一氮肥的施用越 来越少。”土肥专家说。

环顾周遭，一片荒芜，川化已无路可循。

没有危机就是最大的危机

涉入改革深水区需要壮士断腕的果决

否则可能都过不了河

2016年，已退休的张成林再回到曾经的工作地，压缩机巨大的轰鸣声已不复存在。命运安排他协助拆除这座亲手参与建设的、伴随他工作一生的大化肥装置 。

与此同时，在附近的一个社区，谢正全正在办理农转非手续。他的三分地，将和川化近二千亩地一道，转型建设一个国际化中央商务区。曾经分开的土地， 又合在了一起。

中央商务区，将依托四川自贸区青白江片区，发展商业、金融、会展、研发等现代服务业。转型后的川化，摒弃资源型发展、先发展再治理的老路，卸下计 划经济时代赋予企业过多的负担，在原地只设总部和研发，把符合市场需求的生产，全部放到优势明显的区域。

在十几公里外的地方，转型项目车用动力电池将在明年初投产，助推中国汽车弯道超车。在距离二百公里的南充，年产一百万吨的精细化工项目，今年底投 入生产。在钦州，在马来西亚，在俄罗斯，川化利用当地的口岸和资源优势，扎根总部，开枝散叶，多维度发展。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问题是，你得有更多的鸡蛋。”现川化总经理万和江说，川化曾经是有机会的。

一九八四年，川化建成国内第一套年产一万二千吨三聚氰胺装置，效益相当好。但彼时的川化，尿素供不应求，“谁看得上那点蝇头小利啊？”

计划经济搭建的决策机制，效率和敏锐跟不上市场的节奏。面临市场经济剧烈的“造山运动”，没有精准的判断和果决的选择，终将被市场的洪流湮没。

（文：兰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