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那些股票得益(贸易战影响的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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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亚太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值得思考与研究的题材实在很多。这些经历给我们上了许多经济课，其中最让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一课可能是：外贸加开放是财富增长的最有力催化剂。

比如说，如果我们按1973—1998年的出口增长率把亚太地区最大的16个国家与地区分成两等份组，那么外贸增长多的国家与地区，其人均GDP年增长率5%，而外贸增长较少的国家和地区，其人均GDP年增长率仅为2.3%。

中国内地、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当然在第一组，巴基斯坦、印度则在第二组。

由此可见，跨国（地区）贸易通常会促进一国（地区）经济繁荣，至少短期内是如此。同样道理，在一国（地区）之内的跨地区贸易也会促进各地区共同繁荣。

这些简单的道理在今天看来是一目了然、不言而喻，可是，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最近的1978年，特别是从辛亥革命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这种简单的道理却并未获得广泛接受，过头的民族主义情结使中国错失了500余年的发展机会。

然而，太平洋贸易带来的亚太经济繁荣可以是短暂的，也可以持续长久。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今天看来似乎是有惊无险，但从长远看是否会出现更多的危机呢？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与地区如何才能保证长久持续的繁荣呢？可选择哪些预防性的制度变革呢？

当然，即使不再发生危机，也很难让亚太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长久繁荣，问题是什么会决定太平洋贸易的最终结局？靠自然资源天赋，靠人多力量大，还是靠制度资本？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长久繁荣能力？

200年前的大西洋贸易按照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贸易促进社会分工，更细的劳动分工促进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后者进而带动需求与供给的增加，需求与供给的上升又进一步回过头来促进贸易的发展，使市场容量与深度发生新的升华。

这种“分工—专业水平上升—市场扩大—进一步分工”的良性循环，正是世界经济得以不断发展的基本原理，也恰恰是判断一国制度机制优劣的重要标准。一国制度资本的多少取决于其产权、创业机会、信息环境等制度机制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是否有利于上述良性循环的形成。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能否从太平洋贸易中获得持久的好处，并不在于它今天的GDP已经增长了多少，关键在于它能否利用外贸来进行必要的制度变革与金融创新，以在本国形成一种良性的经济增长链。

制度资本将决定亚太国家在太平洋贸易中的最终结局——这句话听起来可能很抽象，为了看清这一点，我们不妨回顾一段非常值得亚太国家深思的历史。

1500—1870年发生的跨大西洋贸易在相当程度上使西欧真正超越北欧、南欧和亚洲。比如，意大利没有参与200年前的大西洋贸易。

从图12-1看到，与参与大西洋贸易的英国相比，意大利的人均GDP在1500年时约是英国的1.5倍，但到了1870年，意大利的人均GDP从原来的1 100美元增加到1 499美元，而同期英国的人均GDP由714美元上升到1870年的3 191美元（按1990年的美元计）。

15世纪的意大利航海技术仅次于明朝的中国，但意大利没有参加海洋贸易。图中数据是当年的人均国民收入（GDP，按199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

或许我们会说，1500—1870年从事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实际上都是在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后从事殖民地掠夺，靠掠夺、剥削殖民地发财，那种靠炮舰维持的掠夺不仅与今天的太平洋贸易无从类比，而且也谈不上起码的公平贸易。虽然从表面上看如此，但实际上却并非这么简单。

西班牙与葡萄牙在英国之前开发大西洋贸易，西班牙抢先占领了墨西哥等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温和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土地，而葡萄牙则抢先占领了巴西。等到英国于16世纪后半叶赶到美洲大陆时，只能拿到气候相对恶劣、资源缺乏的北美地带（今天美国东北部13个州，加拿大的一些省）。

虽然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法国都是当年大西洋贸易的积极参与者，最初都直接从大西洋贸易中得益（就像今天的亚太国家与地区从太平洋贸易中得益一样），可是在1800年左右开始的工业革命却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此外，从图12-2中看到，在1500年时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人均GDP基本相同，到1870年时英国的人均GDP是葡萄牙的3.2倍、西班牙的2.3倍。那么，同是参加大西洋贸易的强国，为什么英国通过大西洋与印度洋贸易一跃成为19世纪的世界超级帝国呢？为什么西班牙帝国在17世纪之后逐渐衰退，而不是在大西洋贸易的基础上进入工业革命呢？

最近，麻省理工学院的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3位教授对大西洋贸易国家在当年的经历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尤其以他们的论文《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最为突出。

他们认为，当时的西班牙不仅比英国更早进入大西洋贸易，并且在众多客观条件上都较英国占优势。

第一，虽然15、16世纪的西班牙与葡萄牙在航海技术上落后于明朝的中国，却超前英国许多，比英国更早在欧洲从事大西洋、印度洋、非洲等长距离海上运输，因此拥有更为丰富的航海经验与技术，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还基本垄断大西洋贸易。

第二，由于西班牙早先占领了墨西哥、秘鲁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这些中南美洲国家从一开始就居住着众多印第安人，他们可生产大量蔗糖和农作物向欧洲出口。相比之下，英国后来占领的北美殖民地既不盛藏贵重金属，又没有多少原住民居住，再加上当时的北美气候也不适合生产农作物，因此英国得到的殖民地与西班牙的相比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毛之地”。

最后，约翰逊等人也指出，按照我们以往熟悉的殖民地贸易理论，帝国主义的发达应该主要以对殖民地的剥削为手段，一个国家对殖民地剥削得越多，该帝国的国力就应该增长得越快。但是，众多的历史研究表明，实际情况并不一定如此。

英国与西班牙在治理和对待殖民地的方式上显然有别。英国的殖民地以当地人自治为主，殖民地有自己的宪法和自己的议会，本地议会对税收政策有相当的决定权，司法与行政基本独立。而且，到19世纪时，英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有一半以上是被投到各殖民地（以购买殖民地政府的公债为主），实际是英国在向殖民地做资本净出口。

相比之下，西班牙的殖民地均无议会，由西班牙王室派遣的官员直接统治，殖民地税收权也掌握在西班牙王室手中，殖民地的大部分税收被送往西班牙。因此西班牙与葡萄牙执行的是真正的殖民地剥削政策，而英国在相当程度上是在培养殖民地自治，把相当一部分征税权留在本地，推行的是一种自由贸易秩序。

换句话说，按照传统的殖民地理论，西班牙与葡萄牙应该比英国更能从殖民地剥削到财富，使它们的国力比英国增长得更快。加上它们在开始时的技术优势，它们应该比英国更有产生工业革命的实力，使其在经济上更上一层楼。

但图12-2给出的实际经历却正好相反：不仅英国的财富增长得更快，而且工业革命反倒发源于英国。这些事实说明，仅仅有了由贸易或者殖民地带来的钱财还不够，占领盛藏自然资源的中南美洲殖民地显然让西班牙拥有了更多的天然财富，但仅靠自然资源财富远远不够保证一国的长久繁荣。那么大西洋贸易是如何让英国强大的呢？

制度资本决定了英国和西班牙的差别

西班牙、葡萄牙运作大西洋贸易的方式与英国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王室主导的运作，经费来自王室，产权归王室，目的也是为了王室，王权是绝对的。按我们今天的术语，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海洋贸易是国营的。

而英国的大西洋、印度洋贸易则是民间自发的商业行为；另外，英国的议会起初就对王权有相当的制衡能力，这种对王权的制约为英国通过大西洋贸易引发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变革奠定了基础。换言之，正是由于英国的王权并非绝对，从大西洋贸易中发财的新商人阶层能通过议会进行保护私有财产、保护平等自由贸易权的立法，这些立法给予人们契约自由、经商自由，同时也引发一系列金融制度创新。

于是，到了18世纪，在西班牙帝国日趋衰败的同时，英国却已基本为工业革命做好了准备。

欧洲最早从事海洋贸易的应该是意大利和葡萄牙，但由于种种原因，意大利人并没有做出规模。

葡萄牙的亨利王子一辈子致力于发展海洋贸易，从1418年开始，他每年带领船队出海，但驶向印度洋的多次努力都不成功。到1480年后，葡萄牙才成功地与印度、中国进行过数次海运贸易，其中最成功的应该算达·伽马，1497年，这位葡萄牙人带领由4只船组成的运输队，绕过非洲到印度洋，从印度装满各种香料、茶叶等货物后开始返回。等他的船队于1499年回到葡萄牙时，只剩两只船，约有2/3的船员已在途中死去。尽管如此，从亚洲带回的货物却获利丰厚。

看到葡萄牙帝国的成功，西班牙国王也决心加入。1484年，凑巧有一位叫哥伦布的意大利人有一个设想，他认为葡萄牙船队绕过非洲由印度洋去印度、中国做贸易的海路太遥远，那种从欧洲先南下，然后再向东的航线太慢。他设想，如果从大西洋往西航行，定能更快到达目的地——中国。

到15世纪末，欧洲基本认定向东走往印度洋的航线为葡萄牙的专权。于是，如果哥伦布能开辟西行到中国的航线，那么西班牙则可垄断这条西行的贸易线。经过哥伦布几年的努力，西班牙国王终于同意出资筹备这一探险航行。当然有一个前提：所有这些都是以王室的名义，由王室出资，任何利益也由王室所有。换言之，这种海洋贸易只能是“国营”。

于是，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带着3只船组成的船队从西班牙由大西洋向西航行。在海上颠簸两个多月后，于10月12日到达中美洲的巴哈马岛，哥伦布大喜，以为他真的只需要短短的一个多月就能到达亚洲。因为在他之前人们还不知道有美洲大陆的存在，哥伦布认定那就是亚洲，把当地的原住民称为“印度人”（或直接音译为“印第安人”）。

后来，人们确认了那是一个新大陆，而不是亚洲。但哥伦布回到西班牙后，王室惊喜万分。这是西班牙帝国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接下来的数年里，西班牙占领了众多的中、南美洲土地，并很快从殖民地运回大量金银财宝，供王室挥霍。

同时，大西洋贸易的权力由王室和权贵阶层垄断，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没有机会参与发外贸财，这限制了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性，反过来也抑制了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变迁。

英国的经历则不同，它是由民间自发地参与大西洋贸易，而不是靠王室出资“国营”。到16世纪中叶，英国的冒险家、创业者看到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海洋贸易成功，也开始蠢蠢欲动。但在当时，民间冒险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所需要的资本从哪里来？既然从民间融资，而每次航行又需要大量资金，那么有什么办法可吸引众多投资者参股呢？

一种办法是把贸易公司的股份分细，让众多人可认购。第二个问题是：这种航海贸易的风险太大。根据当时的技术和西葡两国的经验，航行一趟中国、印度需2年以上的时间，等回到欧洲时不仅一些船只沉没，而且有时会有一半以上的船员在途中死去（因为病毒、海难等）。

那么，如果由众多个人共同参股集资，股东们的责任必须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每位股东的责任最多是损失掉所投入的股金，不承担任何更多的风险（就是说即使有船员在途中死去，股东的责任也是有限的）。

这种高风险贸易为现代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出现创造了环境，这种融资模式是英国海洋贸易的主要企业组织形式。当时没想到，“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一制度创新居然还为随后几百年的世界发展埋下了种子。

第一个在英国批准注册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是1555年的“莫斯科公司”（The Muscovy Company），其目的是组建船队，探索从大西洋往北穿过俄罗斯，然后走向中国与印度的航线。但就像今天我们知道的那样，那是死路一条。

到1630年莫斯科公司便慢慢消失了。 1584年成立的“弗吉尼亚公司”（The Virginia Company）从七百多名股东手中融到大量资金，其招股书（可能是世界史上第一份招股书）声称，公司的目的是开发北美洲，展开横跨欧洲、亚洲、非洲与北美洲的贸易，并扩大英国在美洲的势力，与西班牙抗衡。该公司后来确实成功地占领了今天美国的弗吉尼亚州等殖民地，在美国的建设中唱主角。

其他诸如“马萨诸塞公司”（The Massachusetts Company）、“非洲公司”等以海洋贸易为业的公司也都在那个时期相应成立，但这些早期英国公司在商业上基本都不成功。这也说明，作为大西洋、印度洋贸易“学徒工”的英国在整个16世纪只是处在尝试阶段。

真正成功的是1599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该公司的创始股东有80人，他们选举产生了15人的董事会。但关于公司总裁（那时叫Governor）的人选问题，当时的伊丽莎白女王坚持要一位她信得过的公爵担任。但组建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坚持说：“我们不要一位绅士，而要一位跟我们同类的人担任公司的总裁。”结果，这些商人股东赢了，女王做出了让步。

到1600年12月，公司股东增加到218人，并正式得到了与东印度和沿途各国进行贸易的垄断权。1601年2月，东印度公司第一支由5只船组成的贸易船队驶向印度。等两年半后他们回到伦敦时，给投资者带来的是丰厚的回报。那次成功为东印度公司随后的多次增资扩股奠定了基础，使其成为英国跨国贸易、经济扩张的主力军，该公司一直运营到1873年。

东印度公司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一，它具体表现了英国王室的权力是有限的。其二，至少自1599年开始，英国商人社会与王权、贵族相对独立，有自己存在的充分空间。这种商人与王权间的相对分离很重要，一方面使国家本身不直接经商，不与民争利，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制度变迁打下基础。

其三，它的成功以及其长达274年的繁荣显示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活力。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通过细化后的股份交易，不仅帮助探险创业者融到大量资本，而且以一种高效率的方式把海洋贸易风险分摊到众多投资者身上，达到“人均风险小，总体风险大”的经济效果。

其四，开创了以董事会为中心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先河，成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起源案例。 这种“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从民间融资，然后由民间经营外贸”的模式不仅为英国后来的工业革命做好了公司组织形式上的准备（工业规模化创新与生产的风险大，需要的资本也多），而且也带来了另一种意外的效果：既然大西洋贸易给这些股份公司带来利润，而这些公司的利益又由众多股东共享，于是，海洋贸易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服务与制造业务创造了一批非贵族出身的有产阶层。

这些新的富有商人自然对他们靠冒险挣来的财富很看重，不希望王室通过随意征税或其他方式来变相或直接剥夺、侵占他们的私有财产。由于英国很早就有一个相对有效的代议政治制度，虽然这些新的富有商人多数并无贵族背景，但他们可依赖代议制下的议会对国家立法与治理产生影响。新商人阶层对议会的影响逐渐转变为他们与王室间的利益和权力上的冲突。

1629年，当时的查理一世国王一气之下解散议会，由他在无议会的约束下统治英国。随即，他开始增加征税。他的专制好景不长，1642年发生英国大革命。接下来的国王查理二世复辟，试图恢复王室的各种专制特权，包括授予各类贸易垄断权。但他的复辟随后引发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第二次大革命之后再恢复议会制，并由新的议会从荷兰请来客籍国王威廉三世（其妻为英国公主）。这实际上在英国建成了虚君共和制，限制了王权。

两次革命的结果使英国王权大大削弱，但议会的权力大大增加，为一系列保护私有产权、保证公民平等贸易机会以及经商机会等的立法创造了条件。两次革命之后，王室的财政与国家的财政开始分离，政党不能从事营利事业（也不与民争利），创业者不需经政府或议会批准即可注册成立公司，人人都有权从事跨国贸易，确保致富机会人人均等，而不需王室特许。

既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成功的创业者，可以从海洋贸易致富，好处不被国家独享，那么我们看到大西洋贸易、印度洋贸易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当时的政治势力格局，新起来的富有商人成为17世纪制度变革的主要动力。有了那些制度变革，英国才有可能在18世纪慢慢成为世界最强的帝国。

太平洋贸易的结果将是什么

比较英国与西班牙和葡萄牙从大西洋贸易中得到的不同结局，我们看到虽然英国到17世纪初才真正涉足海洋贸易，但它通过17世纪的外贸促进其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改革，以及金融与公司制度上的创新。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英国自一开始就没有绝对的君主制，这种受议会制约的君主制给了民间从事海洋贸易、从事金融与公司制度创新的空间。这种空间一方面使国家不与民争利，另一方面让众多公民有成为富商的机会。一旦这种富商群体达到一定规模，他们便渴望产权保护，使自己的财富不受王权的随意侵犯，也渴望得到更多平等的贸易与创业机会。这些愿望反过来又促进了英国17世纪后半叶的制度变革。

结果是，到1700年，英国基本完善了亚当·斯密所描述的良性经济增长链所需要的制度环境，让英国能在18、19世纪进一步深化社会分工，促进国内与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使市场容量不断扩大。这个过程不仅让整个英国社会富裕起来，也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前英国殖民地跟着富裕起来。

而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它们的殖民地国家呢？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1555年或者1584年英国王室同意全资支持海洋贸易（像西班牙王室一样），由国家来经营，那么历史会如何呢？

那样当然会为航海贸易者省掉很多融资的苦恼，使英国的海洋贸易力量从一开始就很强大。但如果真的那样，就不会有民间的创新动力，“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可能永远也不会诞生，产权保护制度不会有所发展，议会的权力只会越来越小，而王权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专制。那么，英国的结局就会跟西班牙一样。

亚太国家与地区的外贸普遍受政府管制，受政府政策的垄断。虽然在1997年后各国均进行过改革调整，但政府的垄断管制还是太多。这些管制不仅限制了民间的商业创新，而且使众多普通人得不到平等的致富机会，不利于形成良性的经济增长链。哪个亚太国家会步西班牙、葡萄牙的后尘？哪个会追随英国的足迹呢？

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并没有参与16—19世纪的大西洋贸易。从图12-3中看到，那次错失的机会使亚洲占世界GDP的份额从1000年前的约70.3%下降到1870年的38.3%，然后降到谷底（1950年）的18.5%。

但是，随着二战结束后的太平洋贸易的开始，亚洲占世界总出口的份额从1950年后持续上升（图12-4）。结果，亚洲占世界GDP的份额也不断回升。从这些数据趋势中我们看到，亚洲或许现在有一次真正的机会再现几百年前的光辉。太平洋贸易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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