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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小马拉大车

常振明意识到，中信泰富这匹小马，已经完全无力再拉动中信澳矿这辆重辎。

到了2012年底，中信泰富的总负债达到1166亿港元。2013年夏天，标普评级将中信泰富长期企业信用评级由“BB+”下调至“BB”。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这意味着中信泰富未来很可能再也借不到钱来填充中信澳矿的无底黑洞。

中信集团必须将泰富肩上的纤绳移到自己的肩头，这副纤绳百般磋磨，几乎要被绷断！

张极井到今天也忘不了那一幕：2009年4月3日，香港警察局商业犯罪调查科派了150名警察包围了中信泰富总部大厦。有些年轻的姑娘当场吓坏了，警察严密搜查了泰富的各个办公室以及桌上的电脑，在逗留一小时之后，他们运走了大批文件和电脑硬盘。

这是中信泰富澳元巨亏事件的余波，只是中信泰富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一余波竟然如此不堪。

5天后，泰富董事局主席荣智健和董事总经理范鸿龄辞职。常振明就此接任了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兼董事总经理。又过了半年，张极井接替常振明，担任了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

但是就算到这个时候，张极井也没有料想到，2009年早春中信泰富在香港资本市场的V形逆转，绝不是事情的结局，而是一个漫长历史事件的开端。很多年后，中国以及西方的媒体都称之为“教科书”级的事件，这一事件大起大伏的走势直接影响了中信此后10年，甚至更加漫长的发展之路。

箭在弦上

20世纪80年代，一个叫克莱夫·帕尔默的昆士兰男人在西澳大利亚州获得了一个巨大的磁铁矿的采矿权，但是那个时候全澳洲人都不愿意去开采磁铁矿，因为在澳洲赤铁矿都采不过来呢。

赤铁矿（Fe₂O₃）、磁铁矿（Fe₃O₄），化学分子式不同，品位也多不相同，前者含铁品位较高，采矿之后进行破碎，直接就可以进入高炉炼铁；而磁铁矿大都品位较低，采矿之后必须粉碎研磨，再经选矿之后才能作为炼铁的原料。

张极井说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澳大利亚工作的时候，“58%的品位就是边界品位了，都当是废石不要的”。

帕尔默的铁矿平均品位不过25%左右。

那么，帕尔默拿着这样一个巨大的低品位的磁铁矿怎么办呢？

他的勘查报告告诉他，这块属于他的矿山有60亿吨的储量。于是他为这60亿吨分别建立了6家矿业公司，并打算分头出售。那时候中钢（中国中钢集团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亚有一座很有名的恰那铁矿，于是帕尔默找到了中钢的中方代表，希望中国人来接手他的矿山，为此他告诉了这位中方代表很多有关他的父亲与毛泽东、周恩来深厚友谊的故事。这些故事真真假假，难以考据。但故事显然打动了那位中方代表。由他斡旋，帕尔默很快就与中国武钢建立了联系。

但帕尔默与武钢的谈判并不顺利。

到了2006年年初，帕尔默急了，因为如果再不开采就有可能被澳大利亚政府收回采矿权。他再次找到了那位中国冶金专家。后来帕尔默被告知：如果你想尽快与中国人签订协议，应该去找中国的香港公司，特别应该去找中信泰富。

帕尔默很快就与中信泰富接上了头，荣智健也兴奋地将澳矿的信息转告了中国有关部门的领导。

——这将是中国在澳大利亚唯一的百分百权益的最大的铁矿，也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磁铁矿，并且未来还有很大的可能继续扩大开采量；

——那里可以就地建选矿厂，一旦建成，每年将向中国送去上千万吨铁精粉和球团。重要的是将有可能打破三大矿山的价格联盟，极大地影响中国铁矿石进口价格的谈判；

——那里离大海只有30公里，完全可以建一个深水码头，专供精粉装卸；那里离中国上海仅有6000多公里，吨铁的物流价格不到10美元，采矿、选矿、运到上海也不过就是七八十美元成本，而现在铁矿石的到岸价格已经是150美元了！

有关部门很快就协调出了一个结果，武钢暂停与帕尔默的谈判，完全由中信泰富承担此事，待谈判完成后中国可再组织联合舰队共同开发。

但此时在北京京城大厦的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和总经理孔丹对此事毫不知情。

在此事获批的一个多月后，2006年3月31日，中信泰富与帕尔默签订了第一份协议，购买了他的第一个10亿吨的铁矿的开采权。很快双方就签署了第二个10亿吨矿的协议。中信泰富共投资4.15亿美元，分两次向澳大利亚矿物私人有限公司（Mineralogy）购买西澳大利亚州普雷斯顿（Preston）磁铁矿20亿吨资源大约25年的开采权，并有权优先获得另外40亿吨资源量的开采权。

很难想象，在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泰富是怎样完成现场勘察、尽职调查、专家论证、招标投标、法律及财务论证等这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工作的。

张极井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如此匆忙地推进所有工作。他说，准备这样一个大型项目通常需要两年的时间。

中信澳大利亚公司总经理曾晨后来说：“急，大家都急，国家急，领导人急，怕再也买不到‘这么好’的矿了，怕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但是中信泰富从来没有干过铁矿的事。

不要紧，团团围在荣智健身边的专家和意见领袖们热切推荐他去找中国冶金行业的铁军——中冶科工集团。

中冶的官网这样介绍自己——中冶“是中国冶金工业的开拓者和建设者，先后承担了宝钢、鞍钢、武钢、攀钢等国家主要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任务，为中国冶金工业的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勋”。

数年后，中信泰富因为澳矿的开发而陷入多重危机之中，张极井说了一句话：“澳矿差点成为泰富的滑铁卢。”其实澳矿真的可能是中冶的滑铁卢。2015年，曾经为共和国立下了“卓越功勋”的中冶科工集团被并入中国五矿集团。当然这是后话。而在2007年1月的时候，中冶因为这一项目正兴奋得广而告之。

2007年1月24日下午，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亚注册的全资子公司SINO Iron与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正式签署了《西澳大利亚中信澳矿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这是个EPC“交钥匙”合同，由中冶科工集团负责该项目的设计、设备采购、土建施工、安装及采矿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合同还包括为设计和建设所必需的试验工作——采样设计、选矿试验及其他必要试验。按照常规，项目交付前必须进行带负荷联动试运行、试生产直至达产达标，正常生产为止。

多年后，张极井回顾此事的开头，再次特别强调了这一合同的性质——“固定价格和固定工期的‘交钥匙’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为11.06亿美元，合同工期为36个月。”

中冶发布的公告称：“中冶集团凭借其在国内外同类项目上的丰富经验和骄人业绩，获得了业主的信赖，从而取得这一目前我国最大的海外矿山工程总承包合同，也开创了中冶集团海外EPC工程总承包的新局面。”

皆大欢喜！

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首批矿产将于2009年初投产出矿。

2007年8月，由于第二个10亿吨矿的落地，中信泰富与中冶订立补充协议，委托中冶以EPC方式建设年产铁精矿2400万吨、球团600万吨的项目；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价格由11.06亿美元调升至17.5亿美元，合同工期调整为43个月。

关于项目报价，泰富曾咨询过澳大利亚当地的矿业顾问公司。

但是对方没有明确的反馈意见。因为，“从来没人干过”。

“没有人干过这么大规模的磁铁矿，从来没有！”不过，“一个规模只有其一半大的项目需要50亿美元，5年建成。”

太慢了，太昂贵了！

中冶此时站出来说，我们只需3年时间，只要十几亿美元。荣智健当然大喜过望。

大约在12年之后，中冶集团的一位高层管理者坦率地说：“那时候的中冶从来没有在发达国家干过工程，哪里知道澳大利亚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在2007年的时候，中国顶尖级的中冶北方冶金设计院（NETC）没有任何悬念地成为中信澳矿的总设计单位。

只是从一开始，NETC就发现，他们遇到的这个业主似乎有点儿麻烦。

自磨，还是半自磨

呼晓明当年刚刚从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中信泰富矿业公司当翻译。因为是翻译，他随泰富聘请的矿业专家参加了2007年5月那个颇有些火药味儿的中信澳矿选矿工艺流程研讨会，在“自磨”或是“半自磨”的流程选择问题上，会场的温度骤然升高。

西澳磁铁矿是一个巨大的磁铁贫矿，铁含量并不高，除了铁之外，矿脉中还含有其他物质，比如石英石、云母类矿物，还有碳酸盐、硫化物、硅酸盐等。要想获得其中的铁，就只能将矿石研磨至极细的粉末，然后用物理方法将铁从这样的粉末中分离出来，以获得高品位的铁粉。自磨就是用矿石自己砸碎自己，半自磨则借助金属球来砸碎矿石。

关于选矿的工艺流程问题，从2007年5月8日始，以中冶北方冶金设计院为代表的中方专家团队与中信泰富矿业公司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

中信泰富的专家团只有一人，他是来自美卓公司的专家。美卓集团是一家总部设在芬兰的工程技术公司。

中国方面参会的有7位顶级的中国冶金专家。会议一开始，美卓公司的代表拿出了自己的演示文稿（PPT）做了内容详尽的演讲，这是他们根据中信泰富所提供的18个岩芯的样本进行了矿石可变性实验及初步磨矿模拟试验之后的结果。

美卓分别对矿样进行了自磨机和半自磨机两种模拟试验。根据试验结果，他们认为：“SINO磁铁矿石晶体嵌布粒度极细，必须磨至25微米才能单体解离。”

25微米约等于半根头发丝的直径。

美卓建议“用自磨工艺，采用二次磨矿、三段磁选的选矿工艺，磨选后，最终铁精矿品位可达到67%至69%，磁性铁回收率可达到91%”。

不仅如此，上述自磨工艺流程由于流程短，且省去了金属球的介入，又可极大地降低自磨机衬板的损耗，自磨机衬板的寿命是半自磨机的两倍甚至三倍。磨机衬板的维修或更换不仅要消耗材料费用和人工费用，更因为停工维修的时间长，势必要降低产量。这被公认为是制约选矿厂生产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此数据无疑是激动人心的。但是美卓的方案遭到了中方专家团的集体反对，因为这“根本行不通”。

反对者指出，西澳磁铁矿的硬度极高，“两段磨”的工艺根本无法达到一定的细度。而这里的矿石嵌布粒度非常小，如果不能磨到微米级（1/1000毫米），就无法将铁从矿石中分离出来，又何谈选矿呢。这根本就是一个纸上谈兵的方案。

中方专家团给出的方案是“半自磨、三段选矿”。显然，从逻辑上说，借助介质（钢球）、借助更多一层的细磨，矿石被研磨的细度应该更加理想。

泰富澳矿公司的总经理贝瑞·菲茨杰拉德说：“那好，你们给我你们的数据，你们坚持上半自磨，你们有试验数据表明半自磨就能解决矿石的硬度问题吗？能解决矿石的细磨问题吗？”

中国专家面面相觑，然后说：“根据我们在中国的经验……”

贝瑞打断了他们的话，他不要听经验，他坚持要数据。

会议开了7天，争了7天，激动的贝瑞甚至当场撕掉了中方专家的建议报告。

其实，无论是中国专家还是美卓公司，都非常清楚他们讨论的是一个庞然大物。直至今天，世界上尚无一家磁铁矿的规模能与中信澳矿相比，连它一半的规模都没有。

张剑峰总是在说一个例子：“不错，我们已经可以建造非常精致的洗衣机，可是如果你要建一个像一座大楼那种体量的洗衣机，你敢拿原来的经验和数据直接上手吗？”

张剑峰是张极井的秘书，有段时间他陪着张极井常驻铁矿工地。

美卓公司的代表在他们的建议书上特别强调：鉴于中信澳矿规模巨大，仅仅依靠计算机模拟试验不足以满足工厂设计，强烈建议总包方继续进行半工业试验之后再酌情决定工艺流程设计。

其实，中国专家并非不了解这一点。

与会的中方7人专家之一的张光烈先生早在2000年就曾经撰文指出：“自磨不能像常规磨矿那样，仅凭矿石可磨性试验即可选择计算磨矿设备。它需要进行更充分的试验研究工作。国外对自磨试验很重视，他们认为，不经某些半工业试验而直接建设成功的自磨厂是没有的。”

但是，自磨试验工作量非常大，成本非常高，需要几十吨甚至几百吨的矿样。

有一个可以借鉴的案例，2016年鞍钢歪头山铁矿的选矿试验花了整整8个月的时间。

而在2007年中冶与中信泰富签署的EPC（工程、采购、建设，是国际通用的工程总承包产业的总称）总包合同中，详尽规定了中信澳矿的建设及投产期限。现在已经是2007年的夏天了，再有不到两年半的时间，中冶必须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磁铁矿建成交给业主——中信泰富。

这意味着中冶根本不可能花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做半工业试验。

既然业主方中信泰富强烈要求上美卓的方案，那么作为总设计方NETC就按照这一方案设计好了。他们虽不认可美卓的方案，但是，“目前没有其他更有参考价值的磨矿试验结果，因此目前只能以美卓试验及模拟结果作为依据”。

若干年后，有专家来评述这件事情的开头的时候说，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人，没有人去开磁铁矿，“没有一家磁铁矿企业可以存活下来”。

时任中信重工董事长任沁新后来说，中信重工此前为客户定制的最大的自磨机高度不过6米，而中冶为中信澳矿采购的自磨机高达12.2米。世界上从来没有一家矿山用过如此巨大的自磨机。

这意味着中信澳矿的规模和特性对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冶金专家和冶金设备专家来说，都是第一次。它的建设本该慎之又慎。

钱不够了

呼晓明作为甲方的代表从北京来到了鞍山，中冶北方冶金设计院就设在这里。他在鞍山一直待到了2010年，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合同规定的中冶“交钥匙”的时间。也就是说，在初始合同期限截止的时间里，中冶北方作为总设计单位，甚至并没有真正完成整个矿区的设计工作。

连设计都没有完成，又如何施工呢？

其时，在澳大利亚皮尔巴拉的戈壁滩上，中冶方面的施工早已经开始。

这必然是一个中国人熟悉的“三边工程”——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这种模式在中国流行了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正在不断地质疑、检讨和杜绝这一模式。

赤道的阳光毫不吝啬地倾泻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上，在灼热的高温下，红色的矿石似能燃起熊熊烈焰，植被稀疏，海滩荒凉，与其最近的城镇是100公里之外的卡拉萨小城。卡拉萨存在的意义，就是通过这里的一个支线机场，将矿工们送到珀斯的家中休息。珀斯与卡拉萨的空中距离1200公里。

中冶的建设者或许对这样的景象并不陌生，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多少钢铁巨人都是在这样的地基上拔地而起的，今天他们将在异国的土地上再创奇迹。只需调来两万建设大军，只需来一次大会战。

湛蓝的大海，火红的岩石，一望无垠的矿山，如此壮阔而瑰丽的情景足以让人顿生豪情。

然而，开工不利。2007年8月，中信澳矿项目因环境评审及施工许可未获通过被迫推迟。

差不多从这时候开始，中冶公司已经发现情况不对了，但他们还在努力。

澳大利亚人在这个时候就下了断言，中信澳矿就是一个雷场，中国人随时都有可能踩雷。

中信泰富的澳大利亚团队似也并不着急，因为合同已经签了，在他们看来，这纸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签署的正式合同是有着钢铁一样效应的，它将严格约束双方的行为，中冶当然得说到做到。

2008年4月，中信澳矿项目正式开工。

就算是中冶报了一个比澳大利亚人低得多的报价，中信泰富也立刻发现他们必须马上做一件事，那就是用金融手段来对冲澳元汇率急速上涨的风险。

荣智健与帕尔默签约的那天，0.7个美元就可以兑换1个澳元。随后澳元汇率急剧拉升，到了2008年8月，1澳元几乎需要1美元才能换到。中信澳矿地处澳大利亚，大量的工程款必须用澳元支付，而澳元如此幅度的升值意味着泰富要付出的美元骤然上涨了40%。

为了避免汇兑损失，中信泰富买入了大量与汇率相关的金融衍生品。但是，几个月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澳元兑美元汇率呈断崖式下跌，中信泰富购入的金融衍生品给自己带来了巨额损失。

这就是震惊香港资本市场的泰富澳元风波。

中信集团舍身救火，以15亿美元填入其中，及时稳住了几乎失控的战局。

2009年3月，中信泰富公告称：西澳铁矿项目原投产期为今年，现预期将推迟至2010年第三或第四季度。

此后就有了2009年4月3日香港警察搜查中信泰富总部的事件发生。来来去去，半年后，张极井走马上任，担任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

这是香港最舒适的时节，海风和煦而凉爽，木棉花渐次绽放。但是从大洋那头传来的消息却让张极井提前感受到了凛冬的寒凉。

“他们告诉我说中冶的钱不够了，17.5亿美元不够了，肯定是不够了！我就问还差多少，李松兴说最起码加10亿！我脑袋嗡的一下子就蒙了……”

李松兴当时是中信泰富的董事副总经理。

17.5亿美元啊，按照2007年的汇率，这笔钱值133亿人民币。

钱都花到哪儿了？

上世纪80年代，张极井就在澳大利亚工作。他记得很清楚：“在澳大利亚矿上，所有的工人都是飞进飞出的，一般来说建筑工人在工地工作3周，然后飞出去休息一周。生产工人是8+6，就是工作8天，飞出去休息6天。每个人要有自己单独的宿舍，宿舍里必须配备洗手间、空调、电视，等等。在营地里工人完全不用花钱，都是由公司花钱。”

刘艳新是中冶北方工程技术公司的工程师，从一开始就参与到了SINO选矿厂的设计，他深感中澳两个国家设计理念之天差地别。

“道路设计最小的宽度，主干道是7000毫米，次干道是3700毫米，移动吊车通道是3000毫米，人行车间引道是1500毫米。”

厂区道路的设计宽度必须精确到毫米级，中国好像没有这样的技术标准吧。

“营地环境要优美……要有停车场、健身房、游泳池、大餐厅、小酒吧、购物中心、洗衣房、绿地、凉亭、BBQ（烧烤）区、急救中心等等等等生活娱乐设施。每人一个独立的房间，里头有家具、电视、电话、因特网、洗澡间、空调。”

这与中冶人所熟知的大工地大相径庭。中国的工地上，工人们居住在简陋的工棚里，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一间屋子，夏天日头晒，冬天冻成冰，加班加点是常态。

中冶当时为澳矿营地预估的建设成本是3000万美元，最后花了3亿美元才把这个营地建起来。

西澳矿工年薪普遍在十几万澳元，约为当地大学教授的收入水平，是澳大利亚人均收入的2倍。而且，由于受中国需求拉动，当时西澳众多巨型能源项目上马，劳动力骤紧，一些矿工没上岗多久，就以跳槽相威胁要求加薪。熟练的焊工和电工一年的工资可达35万美元。西澳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

劳务成本之巨大是中冶无论如何也没有料想到的。其实中冶也不是第一次在国外承包工程了，但是第一次在发达国家建造这样大的工程。他们所熟悉的人海战术、他们惯用的大会战在这里完全行不通，因为澳大利亚严格的就业限制结结实实地挡住了原本打算进入澳大利亚的中国工人。中信澳矿的绝大部分工程都只能外包给澳大利亚本地公司做。

工地急需的中方人才必须通过澳大利亚政府的457签证。对于技术工人来说，457签证的首要条件是雅思5分以上，且所有人员都必须接受进场培训和考核，待考取劳工许可证后方可入境。西澳通用的蓝卡或者全澳通用的白卡考核都是全英文答题，且不允许翻译陪同。

中冶对此简直一筹莫展！

中冶从各处招募调集翻译，到处找试卷，然后把试卷翻译成汉语，让员工们至少理解题目的意思。然后翻译们再一个一个单词地教，一个一个问题地解释，再不断进行模拟考试，直到确保员工们能够顺利通过考试。

还有环保。澳大利亚的生态系统丰富而脆弱，因此其对环境的珍视超过许多国家。环保是隐性风险，澳矿位于环境敏感地区，没人能精确计算随着勘探开发的逐渐深入会遇到哪些环境暗雷。

矿区离港口30公里，途经一条季节河，河面不宽，大约三五十米。因为是季节河，通常只有在南半球的冬季才会有较大的水面。按照在中国施工的惯例，仅仅需要铺设涵管，解决雨季的过水问题即可。但是澳大利亚决不允许这样的方案存在，他们认为必须在河面上架桥，否则将影响整条河流的生态。河中生长着一种硕大的泥蟹，它们很幸运地被澳大利亚的法律所保护着。而这一保护的成本让中国人连连咋舌。

2010年2月，一条长120米、宽28.51米的钢结构大桥终于建成，桥梁采用栈桥式钢管桩体系，上置钢结构箱型梁和预应力混凝土预制梁，路面为两层沥青层覆盖的高强度特殊混凝土S50路面。原本百万人民币的预算，中冶最终花费5000多万澳元，约合人民币3亿元。

还有气候。皮尔巴拉地区靠近赤道，日最高气温49.2摄氏度，每年高于40摄氏度的天数平均为47.5天，“强烈的阳光辐射，极易使地面水体蒸发。因此原水池、环境水池、工艺冲洗水池和尾矿池的设计，在保证合理深度的前提下，还要尽量采用较小的平面尺寸，以减小水体与空气的接触面积，减少蒸发量”。

设计人员在接到这样详细而复杂，且要求严格的设计标准时，眼睛都瞪圆了。

就算设计完成了，绘图标准也是完全不同的，“图纸的图框、图幅大小、图面布局、CAD图层、文字格式、线型、指北针、坐标网和出图比例”都有详细的要求。

在中国我们习以为常的“三边工程”模式在这里输得丢盔卸甲！

等设计好不容易完成并通过，施工开始时，在澳大利亚的分包商面前，作为总包的中冶发现自己完全没有招架之功。

中信澳矿的分包商多达几十家，但是项目初期整个工地上与分包商对接的全部中冶商务人员只有两三人。而土建承包商Thiess公司一家在现场的商务人员就有6人之多。

分包合同很快就出了问题。因为没有事先拿到全部的设计图纸，中国人的合同就只能是“大概齐”。比如从A点到B点需要铺设一根管道，图纸上并没有标示出管道的详细走势，乙方就认定A到B将以直线穿过，但是到了工地上才发现A必须通过C点才能到达B点。

这种事情过去中冶遇到的多了，无非就是双方协商一下，该怎么走线就怎么走好了。

可是澳大利亚不行，合同就是合同，我们的合同上就是规定A到B走直线，现在你要绕道C，那么是你违约在先，你不仅要支付新增加的工程款，还要支付违约款。

除了合同索赔，还有大量的工期索赔。

因为是“三边工程”，设计图不断地在修改之中，工期自然也就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分包商可不理你这一套，说好了到时间我就来了，几百个工人涌到工地上，没有活儿干，那也得支付工钱，一分钱也不能少。

中国人签合同有时含混不清、界限不明，更何况是这种用英文签订的合同，这样那样的语言上的歧义让中冶吃了大亏。这必然导致分包商的索赔。

这一类的索赔从2008年中冶开工的那一天起，就在不断地产生。面对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索赔，中冶明知吃了暗亏，但为了不耽误下一个项目的工期，为了不引起更多的索赔，中冶只好统统答应下来。

工程预算就这样飞速超支。

那块广阔无垠的红色大陆很快就把中冶从泰富那里收到的十几亿、几十亿美元吃光耗尽。但问题才刚刚开始。

墨菲定律

2009年11月18日，张极井接替常振明上任中信泰富公司总经理，当天下午他就飞去了珀斯，然后转机来到矿区。到了这里他才意识到，问题可能比他预想的还要严重得多。

一下飞机，张极井见到总包方的头儿，对方的一句话让张极井几乎跳起来——

“我们不干了！”

“什么叫不干了？”张极井愕然。

“大不了我们赔违约金！”

违约金仅仅只是合同金额的2%。

“这可不行，你们这属于恶性违约，这就不是2%能解决的了，那就得打国际官司了。两家中国央企，到新加坡仲裁，想想吧，那是个什么样的场景，让全世界看热闹！”

双方冷静下来，坐定，继续谈判。

这样的谈判从2009年的11月一直持续到了2010年的2月。

面对同为央企又为同胞的EPC总包方，张极井只有耐下性子，尽量让自己的口气稍显平和。

“你们告诉我，到底还需要多少钱？就算2007年你们签合同的时候没有经验，现在已经2010年了，3年过去了，再不能说没有经验了吧？总该对这个国家这个市场有所了解了吧？那么完成这个合同究竟还需要多少钱？实事求是，别狮子大开口……”

那是张极井第一次深入地了解澳矿的建设过程，第一次获悉这三年两家企业深陷其中的遭遇。

“我当时就总结出一条教训，如果我们再不提升对大型工程精细化管理的水平，我们的企业在海外就根本没有竞争力。中国的竞争力本应是中国的价格、中国的质量和中国效率的结合。但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它对环境的要求、对合同的精细化管理程度要求极高，这首先就体现在价格成本上，中国企业完全不能适应。”

连适应都那么艰难，我们的价格质量效率的优势就成了一句空话，甚至是笑话。

就算张极井事前已经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当他收到中冶的报价的时候，还是瞠目结舌——38.8亿美元！

“不可能啊，你不能这么胡来吧！”

双方再坐下来谈判，一轮接着一轮。

2010年4月21日，中信与中冶签署了《关于SINO铁矿项目的内部协议》，双方同意将SINO铁矿项目的工程总承包合同金额由17.5亿美元调升为33亿美元。中冶承诺，按照确认的合同范围、工程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将总承包价格严格限制在33亿美元之内。中信承诺，第一步先调增选矿工程子项概算8.35亿美元，并于第二条生产线建成（2011年4月30日）后分阶段支付剩余工程概算。

2010年5月11日晚间，中信泰富公告：

中信泰富的全资附属公司SINO Iron与SINO Iron项目的主要承包商MCC Mining订立补充合同。根据补充合同，SINO Iron将支付额外8.35亿美元（约港币65.13亿元）予MCC Mining。因此，工程总承包合同项下的现有合同价格将由17.5亿美元（约港币136.5亿元）增加至经修订合同价格25.85亿美元（约港币201.63亿元）。

协议再次规定了第一条生产线投产的时间底线：2010年12月31日。

此后每两个月投产一条生产线，直至2011年12月31日之前全部6条生产线建设完工并投产，使项目具备年产精矿粉2400万吨的生产能力。

第二天上午港股开盘，泰富的股价迅速下跌，盘中大跌5.87%，最终以14.22港元收盘，跌幅5.07%。且跌势未减，此后一个星期，泰富的股价跌到了12.50港元。

早晨，张极井离开家去泰富大厦上班，小区的门童打招呼说：“张先生，你们泰富出问题了？”

张极井愕然，中信澳矿的负面影响不可谓不大。

财富的管理原则中有一条重要的理念：货币的时间价值。泰富投产期一拖再拖，投资成本一升再升，已经不是简单的账面数字能够解释清楚的了。财富管理还有一个理念：风险与收益均衡，但是SINO项目风险巨大，收益什么时候能够产生，所有人心里都没底。

张极井更忐忑，那些日子他成天飞进飞出，忧心忡忡，几乎难以入眠。

原中信建设副董事长华东一被调往澳大利亚，担任了中信澳矿的执行董事长。中信希望加强业主方对于项目的监控和管理力量。但中信队伍的更换并没有显示出更有效的作用。

到了2010年11月的时候，中冶再传噩耗，又没钱了，没法再干了！

此后这类的戏码在皮尔巴拉的澳矿工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2011年2月，中冶集团提出33亿美元概算肯定不够，但不确定具体超支金额。

2011年6月20日，中冶集团提出，第一条生产线需要推迟到2011年12月底才能建成，需要花费38亿美元，但尚不清楚六条生产线全部建成需要多少资金。

2011年9月，中冶集团提出，需要约44亿美元才能完成项目第一、二条生产线的建设，工期还将进一步推迟。

此时，中信泰富承包给AE&E承建的480兆瓦配套电厂磕磕绊绊，总算已经完工，澳大利亚的一家天然气公司已经按照合同将天然气引到了工地，可是选矿生产线没有运转起来，发了电有什么用呢？电厂总经理范宝印不得不先去租了一个别人废弃的海底气田，将天然气存储起来；继而再去租用一个巨大的电阻，每天让它转动起来，消耗负荷。

从来都是从容不迫的常振明真的着急了。巨大的工地一片混乱，然而中信每天要支付的200万美元的利息表却如电子钟一般准时而无情地继续叠加。中冶还在要钱。

在2010年的中信泰富年报发布的时候，常振明说：“回想起走过的路，我不得不承认有些时候真的是比较艰难，也有相当大的压力。”常振明难得有这样动容的时刻。

柏立军那时候还是常振明的秘书，每次陪着常振明中午从香港起飞，半夜十一二点到珀斯。“下了飞机以后一定是先开一个会，听汇报。我在一旁都能感觉到常总承受的压力有多大。如果说澳矿超支，10个亿超10%是1亿美元，超20%是2亿美元。可是每次都告诉我们是成倍地超，这得是多么巨大的压力！”

2011年11月15日，国务院召集国资委、国家开发银行、中信集团和中冶集团坐在一起开了一个四方协调会，研究中信澳矿的项目推进问题。

会议认为，这是中国在海外最大的绿地铁矿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海外最大的项目，一旦项目建成，对于中国的钢铁工业、对中国打破铁矿石价格垄断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企业在海外拓展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绝不能半途而废。

会议要求，“中信集团和中冶科工集团应认真履行已签署的承包合同和协议”。关于甲方乙方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会议希望双方顾全大局，等项目投产了再来追索问题和责任。

会议同意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即：西澳磁铁矿项目第一条生产线在2012年1月底前整体联调试车、5月底前正式投产，2012年底前实现第二条生产线投产，并尽快启动第三条至第六条生产线的设计、采购和施工。

张极井说：“对于中信澳矿、对于中信泰富来说，这都是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会后，作为业主的中信泰富和作为总包方的中冶科工集团各自再掏腰包，继续着既定的工程。

2011年底，中冶提出了再次增加工程预算的要求。沈鹤庭拍着胸脯说，只要钱到位，有我老沈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沈鹤庭，时任中冶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17年3月被开除党籍。

万般无奈，中信不得不切割了SINO项目，将前两条线的建成投产及六条生产线所必需的公辅设施、设计及采购作为“第一部分工程”。中冶提出，第一部分工程的建设资金为43.57亿美元。

中信与中冶签署的备忘录确认了这一金额。为执行这一备忘录，中信方面不得不再次追加8.22亿美元，后续款项待增。

2011年12月30日晚间，中信泰富再次公告了与中冶的第三份补充合同：将支付额外8.22亿美元（约港币64.124亿元），中冶必须保证完成前两条生产线及全部六条生产线的辅助设施。

至此，中信泰富已经为中信澳矿项目向总包方中国中冶连续三次追加工程款，总款项已经高达37.07亿美元！

在补充合同中，中冶方面承诺——

将在2012年5月31日前完成第一条生产线，并承诺第一条生产线将在2012年8月31日前投产；第二条生产线将在2012年12月31日前投产。

在签发这纸公告的时候，不知道常振明有没有想到16年前的这一天——

1996年的12月30日，时任中信泰富董事长荣智健兴冲冲地来到北京，因为王军决定将中信集团持有的股权出让给荣智健，这是他期待已久的事情。这部分股权为中信换回了108亿人民币。旋即，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而中信却因为这108亿元的真金白银在手，在持续低迷的市场中迅速壮大了起来。

中信还能够再次迎击风暴，再次穿云破雾，再次栉风沐雨而涅槃重生吗？

常振明心中的坚忍和苦涩有几人真的能理解呢？

“我和我的董事总经理张极井先生以及在澳大利亚的项目负责人华东一博士，都曾有过许多不眠之夜，因为我们的项目规模巨大，且不在自己的国土上。”

那些个不眠之夜让常振明迅速变得憔悴起来。

张极井不合时宜地想起了墨菲定律。

什么叫墨菲定律？

——所有的事都会比你预计的时间长；会出错的事总会出错；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

果不其然，中冶所有的承诺再一次全部落空！

这是2012年的岁末。

按照中信泰富与中国中冶于2011年12月30日签订的第三份补充协议，项目第一条生产线计划于2012年8月31日投产。双方约定，如果中冶延误了规定的工期而使中信澳矿项目蒙受损失，中信泰富有权按照合同价格的0.15%向中冶按日索赔，每日赔偿额高达500万美元。

如今，该项目第一条生产线真的又延期4个月，粗略估计中冶的赔偿额就是5亿多美元。

但中冶也颇感委屈。

2013年1月30日，中冶公告称：“为积极推动项目进程，本公司已经为该项目垫付资金8.58亿美元。”中冶公司还“计提了合同预计损失人民币约31亿元”。

中冶并称：“截至2012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按施工进度实现工程第一条线带负荷联动试车，第二条线完成了主工艺线安装，目前施工收尾和调试工作进展正常。”

中冶就这样把第一条线“交付”给了业主方中信泰富。

但是，这样的“交付”意味着什么？

呼晓明说，从来没有连续运行超过两个小时，永远是开开停停，到处撒气漏风，到处跑冒滴漏，到处堵塞梗阻，根本不能正常生产。

一个巨大的烂摊子就这样交到了中信手里。

中信怎么办？

中信实在太无辜了！就连事后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审核此项目时都为中信抱不平——“你们怎么不打官司啊！”

但是中信决定做最后的努力。

2013年5月，在澳大利亚珀斯，常振明下定了决心。

窗外，南半球冬季的黄昏降临了，金乌西坠，绚烂的余晖洒向天鹅河两岸，苍茫的天际被染成一片火红，瑰丽的晚霞中，海鸥在翻飞。

如此绝艳的景色与常振明此时的心情形成极大反差。

“这个项目不光关系到泰富的生死存亡，也是中信的生死存亡。”常振明开口对着他面前的任沁新说。任沁新，时任中信重工董事长。中信澳矿的六个巨大的自磨机正是出自中信重工。

任沁新一脸震惊地望向常振明，完全没有想到他的董事长会说出这样一番话。

“这个项目我们什么办法都试了，什么顶尖的团队都请了，现在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常振明接着说。

逼上梁山，背水一战。中信已经完全没有退路，他们只能靠自己来拯救自己。

数日后，中信澳矿工地开始了一个“60天倒计时”的全面整改。这是中信的最后一搏。

此时在北京，中信集团整体上市的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之中。常振明已经明确要求上市团队研究注资中信泰富，继而实现整体上市的目标。其背后一个重要的逻辑，是因为常振明意识到，中信泰富这匹小马，已经完全无力再拉动中信澳矿这辆重辎。

为了筹措资本，从2009年开始，中信泰富大量售卖资产，他们卖掉了国泰航空、北方联合电力、中信国安……套现回来的资金没等在手里焐热，大都用于中信澳矿项目的资本支出。到了2012年底，中信泰富的总负债达到1166亿港元。2013年夏天，标普评级将中信泰富长期企业信用评级由“BB+”下调至“BB”。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这意味着中信泰富未来很可能再也借不到钱来填充中信澳矿的无底黑洞。而因为股价持续下跌，远远低于其净资产，中信泰富的股权融资机制完全失灵。

中信集团必须将泰富肩上的纤绳移到自己的肩头，这副纤绳百般磋磨，几乎要被绷断！在这个时候，中信集团将以自己10倍于泰富的体量，为中信泰富的投资者、为皮尔巴拉那片红色岩石上的中信澳矿注入强劲的动力，让乌金一般锃亮的矿石变成铁粉，让它们走向中国大陆！

当时钟的大摆转到2013年的时候，在常振明看来，中信集团整体上市的途径其实只有一条——注资泰富，借中信泰富的平台，实现中信集团的整体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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