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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主战武器上的差距

亚历山大帝国和秦国的兵器种类虽不尽相同，但是用处基本相似，近战多倚赖戈、戟（矛）、剑等，远程作战兵器以弓弩为主，所以双方兵器的性能差异主要体现在兵器的材质及锻造工艺上。

秦国青铜剑出土实物

（一）秦国的青铜兵器相对于亚历山大帝国的铁兵器有性能代差

冶铁技术和铁器最早源于西亚地区，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前1300至前1100年，冶铁术传入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欧洲的部分地区于前1000年左右也进入铁器时代，公元前六世纪（中国春秋时期），希腊的铁器化基本完成。中国开始使用铁器的年代目前尚无定论，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铁器属于春秋时代，比西亚和欧洲晚了近千年，当西亚人和欧洲人普遍使用铁制农具和兵器时，同时期的中国还在大量使用青铜质生产工具和兵器。战国中期以后，铁器开始在山东诸国普及，如韩赵楚等国军队在此时开始大量装备铁制武器，而此时的秦国显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青铜兵器依旧充斥着整支军队，事实上终秦一朝，其将士使用的兵器绝大多数为青铜质地。马其顿的崛起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是在欧洲及西亚普及铁器后的数百年后，其军队的武器装备毫无疑问多为铁制兵器。

纯铜的硬度比纯铁低，加锡的铜合金——青铜，质地坚硬，但是相比于加碳的铁——低碳钢或高碳钢，仍逊色不少；更重要的是，相同硬度下，青铜兵器比铁兵器更脆，几乎不能用在劈砍武器上，所以青铜兵器多用于刺和啄；而铁兵器则更有韧性，不易折断，可刺可啄可劈砍，实战中的战术动作更具多样性；此外，铁的密度低于铜，铁兵器较青铜兵器更为轻便，极大地减轻了作战士兵的负重。实战中，铁兵器经常能砍断青铜兵器，所以铁质兵器相对于青铜兵器是有性能代差的。

马其顿武士及其装备的铁兵器

青铜器时代末期，铁兵器的发展与普及程度甚至能与一国的综合实力相挂钩；如战国时期的韩国，领土狭蹙，实力弱小，甚至不如越国，但其坐拥当时最大的宜阳铁山，它的冶铁技术和规模在诸侯国中最为出众，韩国锻造的铁兵器锋利无比，韧性极佳，可轻松斩断敌人的铠甲和兵器，素有“路断牛马，水截鹄燕”、“天下宝剑韩为众”之威名，在铁质兵器威力的加持下，弱韩也得以跻身七雄之列；赵之邯郸，楚之宛也是当时闻名遐迩的冶铁中心，此二国的铁质武器亦是名震天下，“劲赵”之威名其中寓意之一便是指赵国兵刃坚劲锐利；而“宛之钜铁施，钻如蜂虿，轻利剽遫，卒如熛风”描述的就是楚国铁兵器的优秀性能，秦国对楚国的铁质武器亦是颇为忌惮，《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中是这样记载道：“吾（秦王）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恐楚之图秦也。”

战国时期重要的冶铁中心——邯郸及其冶铁点分布图

（二）青铜武器的“鸡头”终究不敌铁兵器之“凤尾”

铁兵器相对于青铜兵器拥有巨大的优势，前者取代后者亦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过，当时中西方锻造的铁兵器均属块炼铁技术制品，这种铁器通常被定义为纯度较低的熟铁，其中掺杂了些许碳、硅、锰等杂质，兵器质地较软，不似中高碳钢那般坚硬，故“秦粉”们就想当然地认为，战国时期中西方的铁兵器不如秦国的青铜兵器；他们认为秦国锻造青铜器的工艺臻入化境，足以抵消甚至逆转铁兵器相对于青铜兵器的物理特性优势，诸如“西方铁兵器不经过淬火”、“西方铁兵器硬度不及秦国青铜兵器”、“西方铁兵器比秦青铜兵器更脆”等无知言论一时间甚嚣尘上。真相又是什么样的呢？

1.西方铁兵器锻造工艺较为先进

众所周知，铁的融化温度高于铜，受限于技术条件，战国时期最高的冶炼金属温度也不能融化铁，所以同时代的西方铁兵器只能锻造而成，并不能像有些复杂形状的青铜兵器那样通过铸造获取。不过，当时铁兵器的冷锻、热锻、淬火等提高金属的力学综合性能的加工工艺，相比较青铜兵器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铁制工具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大约在一个世纪之后，居住在亚美尼亚山区的查莱比斯部落学会了将熟铁放入炭火中加热，然后淬火，再加热、锤打，经过轮番加工处理，使铁质变得十分坚硬。在进行上述加工处理的过程中，由于偶然在铁的表面溶进了碳微粒，因而制成了最初的钢。公元前1200年前，这种新的冶金技术已在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得到广泛采用。】——T·N·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淬火是具有标志性质的热处理工艺技术。国外在淬火技术上起步很早，中欧地区的哈尔希塔特遗址出土的铁刀和箭镞的组织系淬火态，这一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1000多年。在埃及发掘出两把公元前900年前经过淬火处理的斧头,其刃部都有马氏体。公元前八世纪的荷马史诗《奥德赛》就记述了淬火处理:“铁匠将灼热的斧浸入冷水,就狂暴地嘶嘶作响。”中国古代淬火技术的采用明显晚于西亚和欧洲。

——唐电《中国古代金属热处理－试论退火、淬火、正火与回火》

赫赫有名的古埃及铁斧

2.秦青铜兵器的软肋——韧性不足

根据秦俑坑中出土的01396号、01399号、01395号青铜剑合金成分的配比分析，秦剑的维氏硬度平均在105-210HV，和同时期西方块炼法锻造而出的大多铁兵器的维氏硬度105-233HV相差无几。这是否能说明秦剑的性能和同时期的西方铁兵器相差无几呢？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如前文所述，同样硬度的青铜兵器和铁兵器，青铜兵器的韧性较差，更脆，更易折断。中国有色金属研究院等专业机构对上述秦剑曾做化验和电镜检测，除01399一件含锡量为18.02%外，其余含锡量均在20%以上。含锡量越高，青铜就越硬，当含锡量超过20%，青铜的抗拉强度迅速降低，已是脆性材料，毫无塑性可言，用这种材料制造的兵器使用时极易断裂，故这批秦剑除空有一点硬度外，其他性能几乎一无是处。

秦剑的锻铸工艺中较为先进的是复合青铜技术（即内外分铸，内芯低锡，刃部高锡），理想状态下，复合青铜技术锻铸的秦剑，剑脊含锡量在8%-15%之间，剑刃含锡量在22%-24%之间，在保证了剑刃的锋利和硬度的同时，又兼顾了剑身的韧性。但是，秦人的复合青铜技术并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01395号青铜剑的内部含锡量还是高达21.4%。即便是理想状态下的复合青铜剑，其韧性依旧不能与熟铁或碳钢相媲美；发掘秦俑坑时，现场便出土了许多的破碎或断成数截的残剑，参与发掘工作的考古专家刘占成先生直言不讳道：“我们如若不慎，把秦剑不小心从手中掉落地下的话，马上就会摔成好几节。”上世纪末，《江淮晨报》的一篇报导，也能从侧面印证刘占成先生所言非虚，该报导指出，在1997年8月，寿县博物馆在挑选文物进京参加“中华文物精品展”时，将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越王剑（并非勾践剑，含锡量为15%，与复合青铜技术锻铸的秦剑的含锡量相当）不慎摔断为三节，该博物馆的馆长也因此被免职。至于网传的“有一口（秦）剑，被一具150公斤重的陶俑压弯了，弯曲度超过45度。当陶俑被移开的一瞬间，奇迹发生了，青铜剑反弹平直，自然还原”这一传说，也被刘占成先生证伪了。

青铜器的物理特性与其含锡量的关系图

3.秦人锻铸青铜兵器的技艺并未登峰造极

事实上，无论哪一种铸造工艺的秦剑，其含锡量均高于铜锡合金中锡的最佳配比，即锡含量在7%-10%之间，青铜将呈现出最佳的综合力学性能，其硬度、韧性及塑性处于最佳结合点。然而含锡量在7%-10%的青铜，其韧性和塑性虽得到了保证，但维氏硬度却不足100HV，此时就需要另外一种锻造工艺提升青铜的力学性能了——冷锻。冷锻可在无需加锡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青铜器的硬度，同时还不会过多损失它的韧性。以一把来自丹麦锡尔克堡的含锡量8.8%的斧子为例，其刃部经过了良好的冷锻，硬度在200HV以上，硬度与高锡的秦剑相当，但韧性却远胜秦剑，其拉伸率可达10%，几乎是秦剑的十倍，现出土的众多秦青铜兵器中，目前尚无含锡量在7%-10%间，硬度却高达200HV的样本，这也充分说明，秦人对冷锻青铜的技艺掌握不足，被迫使用加锡的手段来提高青铜兵器的硬度。

先秦时代冶铜技术虽然发达，但锻铸的青铜兵器大多没有经过冷锻

4.西方铁兵器的本质——披着熟铁外衣的碳钢

块炼法锻造铁器时常以木炭为还原剂和热锻燃料，铁矿石在被加热至1000℃左右后，在固体状态下被木炭还原为含有较多夹杂物的块炼铁，这种铁为海绵状固体，杂质较多，含碳量低，质软，并没有实用价值，需进一步加热锻打，挤出夹杂物。在反复加热过程中，块炼铁同炭火接触，碳元素被不断渗入，质地逐渐变硬。块炼铁制品通常被认为是熟铁，其实大多数成品本质上属于低碳钢，其维氏硬度在105-233HV之间。部分块炼铁经多次热锻可成为中高碳钢，块炼铁经热锻渗碳而变硬成钢的过程即为块炼渗碳炼钢法。渗碳成钢，再经淬火的铁兵器其硬度和威力绝不容小觑，以被传入铁器较晚的埃及为例，一把锻造于公元前900年前，比秦朝早了700年的带凸缘铁斧（即上文材料中提及的埃及铁斧），其刃部高达0.9%的含碳量是一把不折不扣的高碳钢武器，并且经过了淬火。其刃部达到了440HV的维氏硬度，同时脊部又只有70HV的维氏硬度，维持了良好的韧性。

铜制武器，为了增加其硬度，往往向铜中加入锡形成铜锡合金，即青铜。根据秦俑坑出土的0481号青铜剑合金成分的配比分析可知，其维氏硬度在250-260HV之间；一些现代杂志文献上也有言秦剑的维氏硬度为296HV的个例，这一数据仍远不及七百多年前的埃及铁斧高达440HV的维氏硬度数值。当铁的含碳量高于1.7%后，此时的铁碳合金就被称之为生铁，生铁的硬度较熟铁和碳钢更硬，但是随着含碳量的增高，其硬度增加的同时，韧性指数却呈断崖式下跌，变得像高锡青铜那般轻脆。不过，战国时期，西方的铁兵器均是熟铁及碳钢质地，熟铁和碳钢的韧性非常优秀，且可塑性良好，避免了高锡青铜武器易碎易断式的尴尬。

在决定冷兵器性能的两大关键因素的比拼中，秦青铜兵器无论是在硬度和韧性均落败于同时期的西方铁兵器。而西方铁兵器主要生产区，如亚美尼亚山区、地中海东岸、埃及等地，均是亚历山大帝国的核心领地，可以肯定的是亚历山大的军队已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性能最为优越的冷兵器。

在欧洲出土的与战国同时期的钢铁长剑

（三）难堪重任的秦弩

如果说双方近战武器的性能不分伯仲的话，那么在“秦粉”逻辑中，秦军的投射武器将轻松秒杀亚历山大军队的同类装备，他们认为秦弩天下无双，可进行超远距离打击，且秦军士兵人手一弩，临战时摆出多个由数千甚至数万弓弩手组成的方阵，一旦马其顿方阵近身，秦军万矢齐发，铺天盖地的箭雨就将他们射成刺猬。持这种想法的历史爱好者，估计大多是被演绎秦军或秦国的相关影视作品洗脑了，以至于他们错把影视剧为渲染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而虚构的令人血脉喷张的秦军作战场景当成历史再现。那么真相又是如何的？

1.秦弩的装备率尚可，但弓弩兵的占比较低

秦兵马俑为人们提供了最直观的秦军军队配置样式，根据马俑坑考古发掘显示，一号坑为步兵方阵，兵俑数约六千多，其中专以弓弩为作战武器的兵俑将近六百尊，他们多位于阵列的前后及两翼，阵中为车兵和装备了锬戈等长柄武器的甲士。二号坑则还原了秦军的混编部队，这一方阵包含了步兵、弩兵、车兵、骑兵四个兵种，共计八百多尊兵俑，而弓弩手俑有220尊；三号坑为七十人左右规模的指挥及卫队方阵，这一方阵没有弓弩手。也就是说，七千人左右的秦军多兵种联合部队，远程投射兵种，即弓弩兵的编制还不到四百人，占全军总兵力的比例仅有11%左右。显然，秦军是一支以矛、剑、戟、戈等近战武器为主要装备的步兵武装力量。

兵马俑坑中，弩兵的数量并不多

2.永远下不了的“箭雨”

值得注意的是，一号坑出土数量最多的武器还是弩和矢，几乎遍布已发掘的坑内各个位置，这似乎说明以矛、剑、戟、戈等为主要装备的披甲士兵也可能配有弓弩作为辅助武器；二号坑的步兵也不同程度地装备了弓弩，而骑兵的作战武器只发掘了秦弩，而无其他类型武器。如果算上配有弓弩的甲士、骑兵、轻步兵，秦弩在军队的装备率就可能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一号坑和二号坑尚未完全发掘，尚不能准确判断秦军中弓弩的实际装备率），似乎具备了在实战中给敌人施布一场“箭雨”的基础条件。不过，受限于弩及秦军阵法的特性，这场理论上的“箭雨”根本不可能倾泄到敌人的阵地上。

1.弩的射击方式不适合大规模方阵作战

弩是弓的衍生品，早期弩（包括秦弩）的设计思路就是横放延时发射的弓箭。弓箭手在张弓瞄准的过程中，需要一直出力以维系箭羽的势能，力量和技巧欠缺的弓手在此过程中很难保持弓箭在纵面的稳定性，甚至会出现脱力现象，从而会影响射击的精度。相比于弓，弩的精度更好，当士兵把弩的弓弦拉开，挂至“钩牙”上，装箭后，箭就处于待发状态，士兵无需出力来保持张弓的姿态，便可以集中精力瞄准目标。精度最好的射击方式便是平射或微角（10°以下）仰射，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弩的这一优势，故其在在实战中一般很少像弓箭那样大角度仰射。

兵马俑一号坑中，远程投射作战的弓弩手的站位是在阵列的前三排和后三排及两翼的两个纵队，二号坑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弩阵，四周有60尊立射俑，中心有八路共计160尊面东的蹲跪式弩兵俑。这种阵中张阵的编列，显然不可能对敌进行齐射，而是立、跪起伏轮番射击，以弥弩张缓慢之虞。所以，无论是理论推导，还是兵马俑考古探究，均可得出相同的结论，即秦军并没有大规模的弓弩方阵，因为弩的射击方式和这种阵法编排是相冲突的。几十个横队组成的弓弩手方阵如果采用平射或微角仰射的射击方式齐射出“箭雨”，其结果似乎不是歼敌，而是对己方的前排士兵行刑。

弩的射击方式一般以平射或微角仰射为主，图为操弩准备射击的弩兵

2.弩的大仰角抛射之殇

在不追求精度的前提下，众多弩手组成大规模弩阵，同时采取大角度仰射，是否可形成“箭雨”覆盖进攻中的敌人兵团呢？这种设想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战中却没有任何意义。箭离弦后，箭体本身就是晃动的，且在飞行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空气阻力的影响而发生变向或摆动，为了增加其飞行的稳定性，便在箭尾装上尾羽，弓箭的尾羽一般是三片羽，截面为Y型，古代弩因为矢道（装箭的槽）的存在，其箭矢的尾羽只能是无羽或双羽，截面为“一”字型。双羽可以修正箭在飞行中向左右或上下方向的变向，而三羽箭的气动布局更像飞机机翼和尾翼，使箭体像滑翔的飞机一样不至于上下和左右摆动，三羽相对于双羽对箭体变向的修正更全面，所以双羽箭飞行的稳定性远不及三羽箭。

相较水平抛物运动，箭矢在做向上斜抛运动时，由于风阻面积变大，其飞行稳定性更差。传统弓弩抛射出的无尾羽或双尾羽箭矢，在飞出一二十米左右就出现明显的翻滚现象，随着飞行距离的增加，箭杆甚至会呈横向飞行姿势。这种情况下，箭矢无法保持箭头朝前的姿势，撞击目标的时候，不是箭尖侵蚀，而是侧撞，杀伤力大为降低；另外箭杆出现翻滚状态之后，空气阻力变大，箭矢的飞行距离也会严重缩短。所以说，弩进行大仰角抛射时，首先丧失了其特有的精度优势，其次杀伤力和射程也会大幅度降低。既然弓箭的飞行稳定较好，可以进行大仰角抛射，为何秦军不利用弓箭方阵向敌方输出“箭雨”呢？主要原因是秦兵马俑的历次发掘中并未发现弓，这似乎可以说明秦军的远程投射武器只有弩箭，至少弓箭的装备量远小于弩箭，这一现象在当时的大多诸侯国中较为普遍，因为弩的操作较简单，易上手，无需力道和技巧的特别训练，弩手可以临时大量征召，并迅速投入战斗，并形成战斗力。

弩箭多为双尾羽甚至是无尾羽，尾羽修正弩箭飞行姿势的能力有限，箭矢的飞行稳定性较差

3．秦弩未臻成熟，射程有限

从兵马俑考古研究来看，秦军无论是步卒还是骑兵，配备的都是轻型的单兵臂张弩，而威力更大的蹶张弩和腰引弩，目前尚未发现有力的证据表明秦军曾批量列装过。秦弩（单兵臂张弩）的射程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各方争论的数值范围从几十米到上千米不等，其中曾广为接受的一个数值是八百米，出自兵马俑博物馆第一任馆长之口，随后逐渐衍生出秦弩射程是AK47射程的两倍的说法。真实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11世纪后，欧洲弩使用了杠杆、滑轮、绞盘、荆轮、单向齿轨等助力技术，大大地增加了张弩的力道，为箭矢提供了数倍于过去的动能，自此弓弩开始取代弓箭成为冷兵器时代威力最强大的单兵投射武器。战国弩和秦弩出土的数量着实不少，但这些弓弩中没有任何一个配有辅助上弦的助力装置，也就是说，秦弩和当时的弓箭一样，弓能拉开多大，能蓄多少势能，完全取决于操控的士兵，普通士兵开弓的力道大多在七八斗至一石之间，汉代一石弩可射百步远，约140米的距离。不过，汉弩在原有弓弩的望山上增加了辅助瞄准的刻度及称之为“郭”的青铜机匣，使之相较秦弩无论是在精准度和射程上都有十足的进步。“郭”的存在使弩臂能够承受更大的张力，而不至于劈裂，继而为箭矢提供更高的动能，更高的动能就亦为着更大的初速度及更远的射程。而没有“郭”的秦弩，箭矢的初速度和射程显然不如汉弩那般“耀眼”，根据定性分析，大概可知秦弩的最大射程也就在百米上下，而这一数据亦可通过简单的定量分析予以佐证。

古代弓弩箭矢离弦后的初速度并不大，大多集中在40m/s至70m/s之间，即便是强悍的汉弩，其发射箭矢的初速度鲜有超过90m/s的。现以一个身高为1.7米的秦军士兵，采取10°的仰角抛射为例，并假设他能射出初速度为90m/s的箭矢，风阻不计。箭矢在水平方向上的速度为90m/s×sin80°≈88m/，垂直向上的初速度为90m/s×sin10°≈15m/s，箭矢的滞空时间约为15m/s×2÷9.8m/s²+1.7m÷15m/s≈3.2s，箭矢在水平方向的位移，即最大射程为88m/s×3.2s≈280m，这也是绝对理想状态下，秦弩理论上的最大射程。实战中，抛射仰角达到10°于弩而言便是大仰角了，再加上空气阻力的影响，箭矢在射出百米以上损失了部分动能后，极易出现翻滚或箭杆横飞现象；此外，大部分秦弩箭矢的初速度根本达不到90m/s，故秦单兵弩的实际最大射程根本不可能达到280米。如果在40m/s至70m/s之间取大多箭矢的平均初速度，即55m/s，套用上述公式可以得出秦单兵弩的平均最大射程则约为100米。如果追求精度的话，秦弩最大的有效击杀距离，即有效射程只有百米以下了，一般是50至70米之间。

所谓的秦弩射程是AK47的两倍的说法，是以攻城弩的最大射程对比AK47的有效射程后得出的一个偷换概念的笑话

4.秦弩的射速是其绝对劣势

秦弩相对弓箭较为笨重，其整个射击流程相对复杂，分为五大步骤，分别是张弩、取箭、装箭、端起或瞄准、击发，整个过程中，士兵的姿势不断改变，耗时较长，一个熟练的弓弩手完成整个射击流程至少也得花费十秒钟时间，普通士兵的射速大概为一分钟为四发。这样的射速在临战时遭遇敌人的冲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上文已述，秦弩的最大射程在一百米左右，在不考虑精度的前提下，敌方军队的“死亡冲锋”距离便是一百米，骑兵的冲锋速度是16m/s，也就是说仅仅六秒多，敌军骑兵便可冲至秦军阵前，而秦军士兵只能发射出敌人冲锋前预先装填好的箭矢；就连射速较快，射程较远的弓箭，古人也有“临阵不过三矢”的说法。而普通人的百米冲刺也只需要13至15秒而已，在应对敌人步兵冲锋时，操作熟练的士兵在发射预装的箭矢后，可趁敌人尚未近身时勉强地发射出第二支箭矢。

综上所述，像影视剧中秦军动辄排列出几十个弓弩兵方阵，数以万计的的弩手，同时放箭，给敌予以饱和式打击的作战方式，只可能演绎在荧幕上供人消遣，绝不是秦军真实作战场景的还原。

影视剧中看似威武的秦军箭阵根本不符合真实历史

5.秦弩和亚历山大军队的远程投射武器的对比

兵马俑馆长所说的射程达八百米的秦弩，其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一千多年后，《武经总要》中记载的宋代以七十人张发的大型床弩，射程也只有三百步，约四百米左右），即便是秦国有如此神器，可以肯定的是那绝对不是单兵弩，而是属于攻城的强弩。同时期的马其顿亦有此类武器，其前身是希腊人发明的弩炮，它的威力比之秦国攻城强弩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弩炮的精度更是令秦弩难以望其项背，掌握了抛物线原理的古希腊（马其顿）人甚至可以操控弩炮反复命中同一目标，此外，希腊（马其顿）人还有小型化及单兵化的弩炮。

其实弩在马其顿军队中的装备并不高，他们的投射武器主要以弓箭、投石器、标枪为主，弓箭相对于弩的优势不必赘述，马其顿军队的投石器（投石索）的射程和杀伤力丝毫不亚于同时期的弓箭，“装备整齐的重装步兵最害怕的不是同样强大的对手而是衣衫偻烂的投石手”这一古希腊亦反映出投石器的强大威力，即便是一千多年后精锐的明朝戚家军仍在使用这一装备。马其顿军队中唯一不及秦弩的远程投射武器，恐怕就是标枪了，其劣势在于投程比秦弩短，大概在五十米上下，但它的重量大，杀伤力往往优于秦弩箭。

马其顿军队的超远程投射武器——希腊弩炮

两军将帅大比拼

（一）亚历山大和马其顿方阵

1.亚历山大军事才能的代表产物——马其顿方阵

亚历山大在古希腊重步兵方阵的基础上，创造性的融入了骑兵、轻步兵、弓箭手、弓骑手、掷石兵、梭标手等兵种，组成了原始的多兵种混成部队，这便是名噪一时的“马其顿方阵”。马其顿方阵中虽以重步兵为主力，但是其核心杀手锏却是骑兵，早在亚历山大之父在腓力二世改革后的马其顿方阵战术体系中，骑兵不再是配角，而是主攻部队。马其顿骑兵（伙伴骑兵）一般是贵族子弟出身，他们接受过严格的骑兵训练，素质过硬，且直属于国王；亚历山大在东征行动中，一直身处骑兵阵列，他也十分善长利用骑兵取胜，以至于恩格斯都盛赞他是“历代最优秀的骑兵指挥官之一”。马其顿的骑兵部队位于方阵的两翼，左翼一般为护卫方阵的轻骑兵，右翼为突击破敌的重骑兵。不过，轻重骑兵的位置并非固定不变的，伊苏斯之战中，左翼由希腊联盟重骑兵保护，而亚历山大亲率近卫骑兵（伙伴骑兵）组成右翼主力，骑兵左侧是近卫步兵衔接马其顿密集阵，右侧是特萨利重骑兵和马其顿轻骑兵。在战斗中，轻重骑兵部队从左、右翼单侧或双侧首先发起冲锋率先接近敌方方阵，利用轻骑兵的速度实施绕后、穿插等战术扰乱敌人部署和阵型，再利用重骑兵的冲击力，彻底打破敌人方阵，随后，马其顿方阵中的重装步兵迅速跟进，对敌方进行压制，并予以歼灭。具有严格阵法，诸多兵种混编而成的马其顿方阵，其战术水平在当时首屈一指，它能够轻易击败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亚历山大利用此方阵战术横扫欧亚非，兵锋所至，几无敌手。秦军兵团因缺乏骑兵，尤其是重骑兵建制（兵马俑的八千兵俑中，仅有116尊骑兵俑，秦军骑兵占全军比例仅为1.5%），实际上，很难与马其顿方阵中的骑兵做战术上的对抗。

马其顿方阵中的骑兵约占方阵总兵力的12%左右，但是它在某种意义上堪称主力

2.亚历山大远征的另一杀手锏——政治征服

亚历山大不仅是一位百战百胜的骁将，更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政治家。他十分懂得“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战争哲学，在埃及采取了征服和怀柔相结合的征服政策，驻埃及的波斯军队只象征性地抵抗两个月后就主动请降，亚历山大几乎兵不血刃便将埃及纳入帝国版图。为平息征服地人民的抵抗情绪，有效治理并同化新疆土，亚历山大施行极具特色的“三权分立”政策，即财政和军事管辖权归马其顿人负责，民政事务则交由地方人自行处理。为获得当地名门望族的支持和认可，他还加强政治联姻，多次迎娶当地贵族的妇女，并鼓励马其顿人与当地人通婚。亚历山大还特别注意笼络宗教势力，每占领一处地方，他都会迎合当地人的习惯，并尊重其信仰，借助宗教的力量使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臣服于征服者的恩德之下；如在埃及，他不但向大祭司大献殷勤，慷慨馈赠，还亲自穿越茫茫沙漠前往锡瓦绿洲的阿蒙神庙，进行了一次极其隆重的拜谒，表达了他这个外来征服者对埃及神祗的尊崇，埃及大祭司备受感动，便宣布年仅24岁的亚历山大为太阳神阿蒙的儿子，埃及法老的合法继承人。亚历山大实施的一系列宽松灵活的政策，有效的促进民族间的融合，增强了帝国的向心力，巩固其在亚非地区的统治。

臣服于亚历山大的波斯遗民们

（二）白起出道前的秦国猛将们

秦惠文王时期，秦国的主要名将有樗里疾、司马错、魏章、甘茂。秦惠文王卒于前311年，而秦国的名将“一哥”——白起最早见于史料的时间却是在秦惠文王去世后的十七年，即前294年；所以秦惠文王时期，白起或为懵懂少年，亦或未曾降临于世，网友和秦粉们臆想的白起坑杀马其顿士兵的“梗”是实打实的关公战秦琼。上述名将虽不及白起出类拔萃，但亦是威猛异常；樗里疾和魏章曾携手讨伐楚国，在丹阳之战中大败楚国，斩首八万，俘虏了楚国大将军屈匄和逢侯丑等七十多名将领，夺取了楚国的六百里汉中之地，此役为二人军旅生涯巅峰时刻；樗里疾不仅军事能力过人，内政和外交也十分出众，秦人有谚说：“力则任鄙，智则樗里”。甘茂军事生涯的高光时刻是在秦武王时期，宜阳之战中斩首韩军六万余人。司马错最大功绩在于趁巴蜀两国相互倾轧之际，出兵灭亡蜀国，降服巴国，将天府之国的千里沃土尽收囊中，为秦国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秦惠文王时期秦国的第一名将——樗里疾

（三）孰优孰劣？

从单个战役取得的战果上来看，樗里疾和魏章联合指挥的丹阳之战及甘茂指挥的宜阳之战分别取得歼敌八万和六万的辉煌战绩，这与亚历山大在伊苏斯之战和高加米拉战役中歼灭波斯军队七万和四万人的战果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大指挥的这两场战役均是以少胜多，且马其顿军队伤亡极小，两场战役马其顿军队仅伤亡两千多人，交换比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50，而丹阳之战和宜阳之战中交战双方的兵力及秦军的伤亡情况并不见于史料，那么秦军将领的战争指挥艺术是否能打出亚历山大那样的漂亮交换比呢？从秦国的名将“一哥”——白起指挥的长平之战来看，秦军以伤亡过半的代价，全歼赵军45万人，双方交换比近乎1:1.5,；如此看来，秦军和六国的战争更像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等价买卖”，代表了秦国将领战争指挥艺术的最高水平的白起在兵力、后勤等诸多方面强于对手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其他将领的表现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对世界的影响及最终的功绩来看，秦国的猛将们似乎被亚历山大甩开了几条街。十余年的远征行动，亚历山大率军行程万余里，进行上百次强渡江河、围城攻坚以及山地、平原地和沙漠地作战，建立起人类史上第二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纵览人类文明史，除亚历山大帝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庞大的世界性帝国是在短短的十年时间内建立的，波斯帝国的兴起耗时二三十年，罗马帝国从崛起到兴盛历经三百多年，蒙古帝国从东亚扩张至欧洲也花费了近半个世纪，大英帝国从蕞尔岛国蜕变为“日不落帝国”也耗时两百多年，即便是日后剪灭六国的大秦，那也是“奋六世之余烈”才得天下一统……就这一点而言，亚历山大的成就无人能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亚历山大也因此成为西方古近代的四大名将之首，而誉满全球，中国古代将领能与其名气比肩者，只有孙武一人尔，至于樗里疾、司马错及其后的不世名将白起、王翦之辈在世界军事史上均没有如此高的知名度。有人会认为这是西方话语霸权导致的结果，但细究发现，古近代西方四大名将除拿破仑所在的法国，凯撒所属的意大利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一定的话语霸权，但像亚历山大所在的马其顿，汉尼拔所在的突尼斯在世界上能有什么话语权呢？难道这两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比当今中国还要高？

秦国历代的猛将中，樗里疾的政治才能最为突出，司马迁在史记中仅用寥寥数语予以概括，而无具体事例详细诠释，即“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称其智，故颇采焉。” “秦所以东攘雄诸侯，樗里、甘茂之策。”其能力几许，能否与亚历山大相媲美，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了。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但是亚历山大帝国却是十年内建立起来的

题外话

亚历山大东征至中国，战国的诸侯国将摒弃前嫌联合抗击外敌入侵也是网络和坊间津津乐道的话题，有“好事者”甚至制作出相关的假想视频供众人娱乐消遣。事实真的如网友想象的那般和谐美好吗？然而答案却是残酷的否定。战国时期，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尚未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上至贵胄公卿，下到文人士子乃至黎民百姓，普遍缺少家国情怀，他们往往为了自身利益而将国家利益抛诸脑后，其处世的基本原则可概括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简而言之，谁能给予他们自我价值实现的平台，他们就会为谁效力。如齐国宗室公子的孟尝君在齐国郁郁不得志，转投魏国，其后竟合纵秦燕齐赵等国伐齐；吴起、商鞅虽为卫人，但都曾仕于魏国，后分别奔走至楚、秦两国，随即率他国之师对魏国施以刀兵；张仪为魏国人，李斯为楚国人，二人入秦后，竟助虎狼之秦图谋母邦……

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人对自己国家的情怀尚且如此淡薄，更遑论他们对整个民族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了，他们骨子里的夷夏之辨，堪称最早的民族意识萌芽，但是具体主要表现形式多是华夏族以其在礼仪及文化上的优越感而对蛮夷普遍持一种蔑视态度，而非团结一致，共抗异族入侵的具体实践。春秋时期，齐桓公率先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亦曾伐戎狄，救卫、燕二国，行防蛮夷，卫华夏之实；但动机并非民族意识使然，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称霸天下，只是其行事隐蔽，难授人以口实而已。后来者如晋楚秦宋等国则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却明目张胆地搞扩张，攘夷鲜有，内战频仍。如赵国在雁门北地抗击匈奴，屏障华夏时（位于北河套地区的赵国云中郡、九原郡、五原郡恰好屏障了秦国的南河套地区），秦国依旧对其穷追猛打，亡赵之心不死；魏国的合纵家公孙衍，甚至成功鼓动戎族的义渠国入伙合纵，攻打华夏族的同胞——秦国；西周国丈申侯因周幽王废嫡立庶（周幽王的嫡长子为申侯的外孙）而生怨恨，为行报复竟引得西夷犬戎攻打镐京，杀死周幽王。春秋战国时期，诸侯联合异族钳制本族敌对势力或趁异族入侵华夏而趁火打劫同族诸国的案例不胜枚举，于当时人而言亦是屡见不鲜。

北河套地区的赵国云中郡、九原郡、五原郡示意图

赵国北河套三郡是秦国南河套地区的屏障

再者，夷夏之辩主要是根据礼仪来区分华夏和蛮夷，而礼仪的核心就是“周礼”；秦国立国时，适逢“礼崩乐坏”的前夕，平王东迁后，其长期居于西部边陲，与蛮夷互通，而远离中原，未受王化，不遵周礼，中原诸国对它的认可度甚至不如自称“蛮夷”却一心入围中原文明圈的楚国；商鞅变法后，秦国则完全摒弃周礼，贪狠强力，趋利寡义，信誉全无，故被鄙夷为“虎狼之国”，在山东六国眼中俨然是妥妥的蛮夷角色。更为致命的是，秦国强大后频频欺侮东方诸侯，尤其与韩赵楚魏等国结怨甚深，一旦秦国遭遇异族马其顿的入侵，六国若能安分的做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吃瓜群众，而不是从背后捅秦国刀子便堪称奇迹了，至于让它们与形神俱似蛮夷的虎狼之秦共御外敌，无异于天方夜谭。（完）

诸侯视秦国为虎狼，多次合纵攻之，亦可见诸侯国对秦国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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