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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汉游击五十天，三战三捷三扩编。

红军声势震武汉，革命烽火遍地燃。”

这是1930年鄂豫皖大别山一带红一军战斗的真实写照。

时间淡去硝烟，岁月掩盖枪鸣。整整八十五年过去了。

2015年的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湖北省孝感市政府处。

他衣着十分朴素，甚至可以说有些不太光鲜，指甲缝里的污泥和脸上的沟沟壑壑都在讲述着老人沧桑的过往生活。

政府的工作人员习惯性地询问他的来意，老人有些拘谨地拿出了自己怀中珍藏的一张纸条，说道，

“请问同志，这个欠条现在政府能给我还上吗？”

工作人员接过老人递来的这张破破烂烂的纸条，进行仔细观察。

纸条上清晰可见的是借款人、借款数量、借款原因等。而当看到借款人的署名时，却把工作人员给当场惊住了。

原来，署名竟是“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七大队孝感县特务营第一分队”，落款时间在1930年。

看老人的状态模样和这张借条的内容，工作人员感觉不似作假，连忙小心翼翼地将这张“珍贵文物”保存好，并追问老人这张借条的来历。

这位老人表示这是自己的爷爷留下来的，让他好好保管。

工作人员又急忙追问，老人的爷爷是在何种情况下将钱借给红军的。

老人这才打开了话匣子，开始说起爷爷从小和他说过无数遍的故事。

“那是1930年，一支部队来到了孝感县（今孝感市）大悟山的观音湖一带，他们自称是“红军”……”

红一军的纪律严明

1930年初，就在毛主席不断走访调查，写下八万多字的《寻乌调查》的同时。

在鄂豫皖边区刚刚改编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士气旺盛。

虽然他们人少，一个师底下既没有团也没有旅，只有七个大队约四百多号人。

虽然他们枪少，一个师里没有火炮，长短枪也不够人手一支，就连冷兵器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

但这支部队与旧中国的军阀部队区别最大的地方在于，它是由党组织领导壮大的队伍。

全军上下都有党组织，并设有士兵委员会，不论军官还是战士，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生活待遇上都十分平等。

队伍中讲究上下级平等，军官极少打骂体罚士兵。

司令部、政治部机关精干，并且配有专门的后勤部门和卫生部门，

红一军军纪尤为严明，毛主席总结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每个新兵必须会背、会唱的铁律。

每到一处，红一军就会组织发动群众，开仓放粮，反抗地方政权的苛捐杂税。

地方群众也十分支持红军部队，常常给与红军生活上的方便，透漏敌人的情报。

一方面，红一军发展如火如荼，另一方面蒋介石、阎锡山等人“中原大战”也打得难分高下。

趁国民党主力部队无暇顾及红军发展时，红一军一师向平汉铁路南段开展游击战争。

阳平口伏击战

1930年6月12日夜，徐向前率红一军第一师奔袭杨家寨，打了一场大胜仗，歼灭守敌郭汝栋第二十军2个连，缴获许多武器装备。

而郭汝栋仍认为红军“不堪一击”，只是一群拿起枪的农民，是“乌合之众”。

于是，他只派了一个团的正规军向京汉路东出动，打算一举“歼灭”红一军第一师。

对此，红一师党委召开会议，在阳平口地区提前设下“口袋阵”，守株待兔，静等敌人上门。

当敌人一个团的主力散漫地行进我军提前设下的伏击圈之后，一师队伍立刻如猛虎下山，对敌人发起了猛攻。

顿时，喊杀声一片，子弹和手榴弹纷纷向敌人的头上倾泻而去。

这个郭汝栋本是川系军阀，势力小军纪差，士兵统统靠“抽大烟”来维持战斗力，这种部队怎么可能是红军的对手？

只短短几个小时，战斗就已经结束了，绝大多数敌军的士兵不是跪在地上哀嚎“求命”，就是早早地溜之大吉。

战场上到处是敌人逃跑时丢下的弹药、枪支、补给，红军大胜而归。

阳平口之战后，我红一师俘虏的敌人比自身指战员人数还多，为了保持部队稳定，绝大多数俘虏一人给了两个大洋，就将其遣散回家了。

这在旧社会的部队里，可是没见过的好事：打了败仗被敌人俘虏了，还有钱拿？

从此之后，红军的好名声和宽待俘虏的政策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阳平口之战胜利后，红一师主力部队一边准备时刻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一边开始扩编部队。

这时，原本只有七个大队的红一师一下子扩编到了四个营，整整一千五百人的编制。

虽然红军的规模不断扩大，但在许多扩编迅速的部队中都不约而同地遇到了一个问题。

部队规模扩大了，但战士们的吃、喝、拉、撒以及军费的问题，成了红一师指挥员们的心头大事。

在当时，红军有这么几种筹措军费的方法。

首先是国际援助。

众所周知，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随后苏联开始帮助世界各国的群众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政党。

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织就是共产国际，而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共产国际每年都会给中国提供一笔活动经费。

但比起一支军队的开支来说还是远远不够，尤其是难以将军费及时地送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共产党队伍的手中。

同时，如果经费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么势必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独立自主，这在党组织发展上也或多或少留下了一定隐患。

那除了国际援助之外，当时还有什么办法呢？

显然，还有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打土豪，分田地”。

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地区，贫富差距极大。往往遇到灾年，地主老财家白面吃不完，农民佃户却会活活饿死。

在这时，红军就会去找那些常常鱼肉乡里的“恶财主”，分他们的田地给百姓，自己的部队也正好拿出一些缴获的钱财当作军费。

最后就是在根据地里建设自己的经济体系了，进行一部分商贸活动，同时开设银行，维持经济运转。

但以上种种都是理想化状态下筹措军费的办法。

事实上，红军部队在紧张持续的战斗期间，压根没有多少时间去筹措军费，往往管钱的部门也很难及时联系到基层。

红军战士们也是人，虽然军纪严明，远远好于一般军阀部队，但总得吃饭穿衣，补充弹药啊。

这个时候，红军指战员们往往只能用大家最不愿意用的办法——找老百姓借！

俗话说：“匪过如梳，兵过如蓖，官过如剃”，就是指当兵的来了抢得比匪徒还多，但比当官的要少。

在那个年代势力纷杂，时局动荡的年代，“当兵的”不是一个好名声。老百姓愿意借给红军钱吗？如果不借又会怎么样呢？

对此，中共红军的领导人却有着自己的办法，制胜法宝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

我们前文说过，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当兵的”在百姓眼里并不是什么崇高的职业。

自古以来就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

可红军，这支革命军队彻底扭转了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观念。

从1927年毛主席领导发动秋收起义开始，就要求军队对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

这几点要求逐渐演化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而这也大大加强了红军的军纪，让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也让人民群众坚信，红军才是人民的子弟兵。

自阳平口大捷之后，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七大队孝感县特务营就来到了孝感县金盆村贺家畈进行修整。

一开始，这里的老百姓对红军还不是非常了解，对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些畏惧，可红军的表现却让他们始料未及。

来到村里之后，红军第一分队的作战指挥员首先就同村里的村长、乡长商量，能否安排战士们的住处，部队可以给钱。

当时地方军阀的士兵如同土匪一般，给钱住宿令村里人对红军高看一眼。

许多红军战士住进老百姓家之后，不但不拿群众任何东西，连喝群众一口清水都会多番推辞。

在分队的队伍里，也下了规定，战士们如果喝了群众的水，哪怕只有一口，也要帮群众把水打满。

在那个年代，村里能有一口井的，都是较为富裕的村庄，大部分村子只能走上十里八里的山路，去河边取水。

住在这里的红军战士们，经常都会拿着桶朴去帮百姓打水，走一趟一趟的山路，直到把老百姓家的大水缸打满为止。

除此之外，当时做饭取暖都得用柴火，这是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东西。

住进老百姓家的红军战士不但给钱、打水，还帮群众上山砍柴，柴火抱回家之后再劈柴码好，全程几乎不让老百姓动手。

这些群众工作让红军一下子就走进了百姓的心坎。

而除了帮百姓干活之外，红军每到一处最重要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这样一来，既帮百姓除了恶霸，又为自己的发展获得了支撑。

同时红军重视教育，教基层官兵识字，向驻地老百姓反复宣传红军的政策。讲述中国面临的局面和挽救中国的方法。

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各地百姓对红军是爱戴有加，也让他们相信，真的有一支部队，是为人民服务的。

因此，当红军需要帮助的时候，人民群众也绝不会坐视不理。

红军的宣传单页

在1930年6月，红军第一师第七大队孝感县特务营第一分队就在黄谷畈一带驻扎，同时担负着整训和筹集物资的重要任务。

他们一到当地“打土豪，分田地”，并向当地百姓群众介绍红军，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时间一长，许多百姓群众纷纷认同这支作风优良的好军队。

与此同时，百姓们看着红军穿着破旧的军服，吃饭也常常不能按时按量保证，为了接下来的战斗，百姓们踊跃地为红军捐款。

第一分队分队长涂杏这边本来就有筹措军费的任务，再加上阳平口战胜后部队编制大增，需要的资金自然也就大大增加了。

这让他不得不接受百姓的资助，同时还需要向当地的老百姓们借款。

为此，他向上级打了报告，询问能否向当地百姓借款。而上级经过思虑再三，终于答应他的请求。

当地许多老百姓都愿意为红军捐款。

其中，有一个叫做杨长银的农民家中条件不错，他也是发自真心地支持革命。

当他知道红军需要军费时，便毫不犹豫地将家中的300多元大洋全都拿了出来。

同时，他还找亲友同乡借了100元大洋，将这总共400元大洋全部交到了涂杏手上。

第一分队分队长涂杏也为其写下了一张欠条，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已成为了历史的见证。

“因我们红军现 在扩大武装经济……特向杨长银先生借大洋四百元……”。

这张长12厘米、宽4厘米的借条，从此之后被杨家人一直好好地保管，无论什么时候也不曾向外人声张。

随后，红一军的部队转战大江南北，在同年末与红十五军共同合编为红四军，再往后它又改编为红四方面军。

当抗日战争爆发，它又被改编为了129师385旅一部，再往后这支部队又辗转曾被称为解放军、志愿军。

一代代军魂传承，一座座丰碑耸立。

到二十年后新中国建立时，当年的红军第一师第七大队绝大部分战士早已牺牲在中华大地各个战场上。

他们化作了哺育人民的营养，永远地守护着走出百年动荡的华夏儿女。

时间的齿轮再次飞速旋转，一眨眼就来到了2015年。

距离红军第一师第七大队孝感县特务营第一分队涂杏写下这张欠条时，已经整整过去了八十五年。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正应了毛主席的那句词：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已经远去，新中国人民站了起来。

杨明荣老人手持“文物欠条”

而那张小小的欠条还被保管在杨长银之孙——杨明荣的手里。

杨家三代都热爱祖国，从未打算将欠条拿出换钱，而是当做传家宝般的珍藏，将这份欠条当做家里无上的荣誉。

其实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相关部门就曾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兑现过自1927年以来我党我军写下的欠条。

但当时的杨长银与其子杨文顺并没有将这张欠条拿出来。

到了杨明荣这代，由于家中遭遇变故，经济上急需支持。

无可奈何，他只得将这张欠条拿到政府，尝试着兑换。

由于过去的时间太久远，当年欠条写下的时候，杨明荣都还没有出生，他不确定这张欠条如今是否能够换来钱。

但由于自己经济上确实遇到了困难，哪怕是爷爷和爸爸留下来的传家宝，他也必须得去兑现了。

当他找到湖北省孝感市政府之后，当地工作人员极其重视相关事宜，问清情况下之后，立刻组织专家研究这张借条的真实性。

在过去信息交流不便的时候，其实曾有许多不法分子，会冒充重要人物的亲属，到个地方政府冒领钱财。或是拿出自己伪造的东西，骗取钱财。

因此，为了防止坏人恶意兑现，专家们赶忙研究借条的真实性。

虽然由于年代久远，借条也有一定破损，导致部分字迹模糊不清，但基本上可以确认欠条是真实的。

因为在当时，红军有统一用毛笔写下的固定书写格式的欠条。

而借款人和借款数量则在具体借款时再填上。这张欠条与当时的红军欠条完全一样。

随着研究的深入，专家们也终于找到了杨明荣老人欠条的来历。

根据《孝感县志》记载（1992年版）：“1930年6月，鄂豫皖根据地红一军一师于阳平口战斗后，进行扩编整训，部队由1200人发展到1500人……。”

在1930年，杨长银家所在的大悟山一带正是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七大队孝感县特务营第一分队的秘密联络点。

杨长银与儿子杨文顺尤为支持革命，东拼西凑了400元大洋给到了红军部队。

这下子，杨明荣老人这张欠条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了，那这400元大洋在今天究竟能换多少钱呢？

400大洋的兑换

既然是红军的欠条，那地方政府自然没有不兑付的道理。

孝感市孝昌县财政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称，经专家鉴定欠条为真，由于物价难以精确算出，只能用米价或者生活必需品来粗略计算。

1930年的一大洋相当于现在的60到80元，也就是说，当年的400大洋，放到2015年价值在24000元到32000元之间。

最终，杨明荣老人拿到了市政府兑付的4万元整，这是按1：100的比例来计算这400大洋的价值的。

应该说，这4万元包含了政府对杨明荣三代人忠心爱国的鼓励。

毕竟在2015年，全国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12655元。而这4万元对杨明荣老人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帮助。

一张欠条，三代人，八十五年

这张欠条见证了红军发展的艰难，见证了红军与百姓的鱼水情深。

这张欠条虽有价，但欠条背后的历史却是“无价之宝”。

常常有人疑问，共产党军队怎么就从1927年开始，只用了短短22年的功夫就建立起了一个新中国呢？

答案就在这张小小的欠条上——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正是由于老百姓们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所以我党才能同人民群众一起创造了历史。

红军依靠人民，红军来自人民，红军就是人民！

而今，这支部队的血脉传承还在守护着国家，每到大灾大难，它永远是人民子弟兵，为保护人民群众而奋勇在前。

让我们对传承了不屈军魂的中国军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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