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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昭陵是清朝第二代开国君主，清太宗皇太极以及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陵墓（还葬有麟趾宫贵妃、洐庆宫淑妃等后妃），始建于清崇德八年(1643年)，顺治元年(1644)定名为昭陵，康熙、顺治年间昭陵进行了大规模增建，形成独具特色的城堡式陵寝建筑体系。位于城市西北约十里（故称为北陵），满语称为“额尔登额蒙安”意为“光耀之陵”，是清初关外三陵中规模最大。气势最宏伟、占地最广、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帝陵，也是国内现存最完完整的古代帝王陵墓之一。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民国十六年五月（1927），奉天省政府将昭陵及周边官地开辟为北陵公园，1963年9月被列为辽宁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7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皇太极广场爱新觉罗·皇太极雕像（2015年新建雕像），顶盔冠甲，右手轻扶斗篷，左手握腰刀）。

历代帝王宫殿与陵寝均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杰出代表，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大都运用

国家力量建造而成，因而使得其自身不仅凝聚了一个时期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同时也真实反映出当时的经济状况，科学技术水平和营造工艺水平。可以说，它是一个时代发展的浓缩与精华。清昭陵亦不例外，从某种程度上讲，昭陵的历史价值，是研究清初关外的社会状况提供有力佐证。如昭陵早期的单体建筑并非是传统思维中皇家建筑所表现出来的金壁辉煌、红墙黃瓦，而是更多地散发出“纯朴”的满族民居的气息，当然从中也可找到中原宫室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痕迹，但无论在色彩、构造、形式等诸多方面都可以称得上是“另类”的一种皇家建筑，这种以满族民居为基础的建筑形式反映出这一特定时期满族文化发展的状况―――即满、藏、蒙、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再如城堡式的总体布局模式又折射出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

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会产生特定的建筑，而特定的建筑又展示特定的历史背景。清昭陵、清福陵与清盛京故宫一样，作为清初关外建筑的杰出范例，它们都将清初关外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建筑语言记载下来，而后再通过建筑语言向后人叙述和展示出那个特定的、重要历史阶段展示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阶段。

昭陵整体建筑群平面布局紧凑，风水红墙将全部建筑物围在其中，与方城内城形成内外两重城，成为昭陵在清陵中的特色之处。同时，栽种在外墙内外的陵树以保护皇陵风水及联合会帝王陵寝典制为目的的所为，却也成为皇陵的组成部分，并很好地烘托了皇陵的整体氛围，增加了皇陵的庄严肃穆。与保存至今的沈阳满清建筑群及周边环境相比较，昭陵从规制确立之日起几乎无大的变化，完整地保存同一时期的历史文化信息。作为清兴起之初的科学技术、营造工艺水平的实物例证，作为早期葬习俗的例证，将我国传统建筑形式与满族建筑形式融为一体，形成了异于关内各陵的独特风格，堪称是汉、满民族文化交流的典范。

盛京昭陵是经过于清崇德八年九月（1643）开始营建，至顺治八年（1651）初步完工，顺治元年（1644）定名为昭陵。昭陵是一座积累式建筑群。贯穿整个清朝的前、中期，在此期间，清永陵、清福陵、清孝陵、清景陵等均同时修建。整体建筑群分由初创期、改建期共同完成的。

作为帝王陵寝，清昭陵的总体布局与单体建筑、装饰是完整而独具特色的，它不仅吸收了大量中原汉帝王陵寝文化，同时也保持了自身民族特点，将汉、藏、蒙等建筑文化与满族建筑文化巧妙融为一体，形成了异于关内明、清各皇陵的独特风格，堪称国内古代建筑精华，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典范。

清昭陵历经158年建成

初创期

时间从崇德八年（1643年）至顺治八年（1651年）。这一时期陵寝规模较小，布局比较简单的陵寝。据《清实录》记载，此时的建筑仅有享殿（隆恩殿前身）、石象生、陵门、围墙、隆业山并栽种了陵树。福陵在早期也是这样的模式，据朝鲜李氏王朝太子李涅在盛京作为人质期间亲自眼见，福陵当时只是前有三层门楼，周围有绕墙，内有享殿一座，享殿也只是“瓦屋三间，如库间状，中间开门，内供骨灰瓶（宝宫）”。

改建期

时间从康熙至乾隆各朝，这个时期由于受明朝陵寝制度的影响，早期昭陵的规模较小，遂按明陵规制陆续作了改建和增建，如隆恩殿、地宫、方城、月牙城、明楼、神功圣德碑亭、神桥以及各配房，配楼等等都是这个时候增建的，至此陵寝规模咸备。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各朝对它又做了局部维修，如嘉庆六年为石牌坊增加了夹杆石狮，修隆恩门、照壁、角楼、西配殿；光绪朝修省牲亭、果房、围城。咸丰朝维修隆恩殿、增加维房，同治睡围墙，光绪譳照壁、角楼等。

这一时期陵寝规模较小，只有隆恩殿、石像生、陵门（正红门）、围墙（风水墙）、隆业山及种植陵树等。康熙时期受明陵寝制度的影响，按明陵寝制度相继增建和改建。康熙二年（1663）建地宫、康熙四年（1665）建明楼、康熙二十七年（1668）建神功圣德碑及碑亭、康熙三十一年（1692）重建隆恩殿（享殿），此外方城、月牙城、省（宰）牲厅、更衣厅及各配殿、配楼等。此后经乾隆及嘉庆等凡代君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的增建和改建，最终形成了规模宏大、设施完备、别具一格的古代帝王陵墓建筑群。陵寝内古松参天，草木葱茏，湖水荡漾，楼殿威严，金瓦夺目，充分显示出皇家陵园的雄伟、壮丽和现代园林的清雅、秀美。

陵主生平

清太宗文皇帝爱新觉罗·皇太极（592年11月28日申时-1643年9月21日亥时)，满族，又译黄台吉、洪太主、红歹是。乾隆年间改用现译，沿用至今。生于“佛阿拉”城（今辽宁省抚顺新宾县永陵镇南二道河子村）他是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出生于明万历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592年11月28日）申时，母为赫纳拉氏，名孟古哲哲，是叶赫贝勒布斋和纳林布禄的妹妹。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后金天命元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

称大汗，任命次子代善为大贝勒、侄子阿敏为二贝勒、五子莽古尔泰为三贝勒、八子皇太极为四贝勒（执正白、镶白二旗），称为四大贝勒。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天命三年），随父攻明，献计袭取抚顺（今属辽宁）。次年，在萨尔浒之战中，与诸贝勒率兵大破明军西路杜松部、北路马林部，与代善破东路刘綎部。不久随父攻取明开原、铁岭，灭叶赫部。

明天启六年（1625年，后会天命十年），与兄阿巴泰率精骑5000驰援科尔沁，迫使察哈尔蒙古首领林丹罕远遁。

明天启七年（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农历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因病去逝。大妃乌拉那拉氏和两个庶妃殉葬。代善与其子岳托及萨哈廉，拥皇太极嗣汗位。代善的长子贝勒岳托和三子贝勒萨哈廉，对诸贝勒大臣说出了拥戴皇太极的原因：“才德冠世，当速继大位”。由于身为长兄的代善的鼎力支持，所以众贝勒乃合词请上嗣位”，皇太极“辞再三，久之乃许”，被拥举为大汗。农历九月一日，皇太极在大政殿即汗位，焚香告天，成为后金第二代大罕，宣布次年为天聪元年。此后，皇太极又联络蒙古各部，进攻元太祖后裔林丹罕部，经过数年苦战，于天聪九年（明1635年）

天聪九年（1635年，明崇祯八年），呑并察哈尔，夺取了其国宝―――玛哈喇金佛和传国玉玺；皇太极被漠南蒙古部落奉为“博格达·彻辰汗”，又称天聪汗，同年改女真族名为满洲，并借此在盛京登基称帝，改国号“大清”。

皇太极在位17年。在位期间，对外继续执行努尔哈赤的战略思想，发展生产，增强兵力，西征明朝、东侵朝鲜、远征察哈尔，北进黑龙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疆域，扫清了征明的后顾之扰，并且亦从北部形成了对明朝的战略包围，为后来清军的入夺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内则进行了各项行这有效的改革措施来加速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例如在民族问题上，皇太极纠正了其父努尔哈赤对汉人的高压政策，宣布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在法律和承担社会各项义务诸方面要平等对待；使社会趋于稳定；在政权机构组织上，改革　八旗贝勒共理国政和四大贝勒按日轮值、执掌政务的旧制，加强了罕权和中央集权，面在军事体制上，皇太极也进一步完善八旗制度，先后增建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由此也标志着清王朝满、蒙、汉联合专政的最后确立。

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清崇德八年）农历八月初九日，猝死于盛京后宫，年52岁。沈阳昭陵卒谥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后累加谥为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庙号太宗。葬沈阳昭陵（北陵）。庙号太宗，谥号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

孝端文皇后

昭陵的另一位墓主孝端文皇后，本名：“哲哲”，姓博尔济吉物氏，生于明万历十七年（1599年）。其父为蒙古科尔沁部领主“莽古斯”。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哲哲则满十六岁便远嫁皇太极为妻；天聪元年，皇太极继承罕位，封哲哲为“大福晋”，管理皇宫一切事务；崇德元年皇太极建国大清，改罕号为皇帝，按古制分封后妃，被封为中宫皇后，又称国君福晋，居中宫―――清宁宫；崇德八年，世祖福临继承皇位，尊哲哲为太后。顺治元年，大清国迁都北京，皇太后随入关定居紫禁城；顺治六年（1649年）四八月十七日，

皇太后驾崩，终年五十一岁，遗体运回盛京火化，于顺治七年二月二日与皇太极合葬于昭陵。从顺治开始，康熙、乾隆累加谱号；孝端敬仁懿哲顺慈僖庄敏辅天协圣文皇后。

昭陵贵妃园中有一空穴位，据推测是为永福宫庄妃预备的，但庄妃因其子福临继承大统做了皇帝，母以子为贵晋为太后，故另葬在关内的清东陵建昭西陵，并未归葬昭陵，仅在

此设置了一个象征性的空穴。

历史评价

《清史稿》评价皇太极：上仪表奇伟，聪睿绝伦，颜如渥丹，严寒不栗。长益神勇，善骑射，性耽典籍，谘览弗倦，仁孝宽惠，廓然有大度。太宗允文允武，内修政事，外勤讨伐，用兵如神，所向有功。虽大勋未集，而世祖即位期年，中外即归于统一，盖帝之诒谋远矣。明政不纲，盗贼凭陵，帝固知明之可取，然不欲亟战以剿民命，七致书于明之将帅，屈意请和。明人不量强弱，自亡其国，无足论者。然帝交邻之道，实与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无以异。呜呼，圣矣哉！

蔡东藩作品提及皇太极：满洲太宗确系能手，观其声东击西，征服朝鲜，其兵谋不亚乃父。

法国学者格奥赛（RenéGrousset）评价皇太极：皇太极是蛮人中的一个天才，他把本族人民的军事才能，和对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相结合起来。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提及皇太极：皇太极的智谋武略，实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本身的才干见识，不在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之下。中国历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由于种族偏见，向来没有给他以应得的极高评价。其实以他的知人善任、豁达大度、高瞻远瞩、明断果决，自唐太宗以后，中国历朝帝皇没有几个能及得上。皇太极的军事天才虽不及父亲，政治才能却犹有过之。

阎崇年作品描述皇太极：爱新觉罗·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第八子，在八大贝勒中排名第四，又被称为四贝勒。皇太极12岁丧母，20岁带兵打仗，35岁登极，在位17年，52岁去世，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阎崇年先生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中评价道：皇太极的一生就是四面开拓的一生，用“鹰

扬天下”来形容是恰如其分的。其谋略包括精心谋划，继承汗位；一后四妃，笼络蒙古；松锦用兵，精于谋略；设反间计，除袁崇焕等，皇太极心计之深、谋略之高、手段之辣，令人叹为观止。

陵号

古代皇陵都有各自的名号，这些陵号的来源，或体现对皇帝一生功业的总结和赞誉，或者是带有吉祥和祝福的含义。清代陵名一般由嗣皇帝钦定。

其次，清代还有一项制度，如果遇到陵名与地名重复时，必须将地名换掉，这叫避讳。

昭陵一名是顺治元年八月初九太宗驾崩一周年火化梓宫时确定的。昭陵陵名的来历前人有两种不同解释，一种解释认为是仿效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另一种解释说与古代昭穆制度有关。

其次，说到昭陵出自昭穆制度的说法也欠妥当。昭穆是古代宗法制度，此制用于墓葬的排列顺序以及大庙种位的排列9其法以祖宗位居正中，其它各辈分按左昭右穆顺序依次类推。

盛京有永、福、昭三座陵墓，其中一永演为祖陵，地位最高，福陵次之，昭陵排列第三。

如果按昭穆制度排列，永陵应在正中，福陵在其左（东）称为昭，昭陵在其右称为“穆”。而现行永福昭三陵，永陵在最东，福陵在中，昭陵在西，三座陵寝根本构不成昭穆关系。

昭陵的名可能是出于对“昭”字含义本身的选择。古人以昭字作“彰明”、“显扬”解。昭陵陵名的含义就是将太宗文德武功彰明于世，并使之显扬了后的含义。

昭陵建筑布局

昭陵建筑布局严格遵循“中轴线”及“前朝后寝”等陵寝规制，陵寝主体建筑全部建在

昭陵占地十八万平方米，整体布局效仿前朝明朝黄陵以中轴线为主体建筑，其余建筑在两侧排列对称，由南至北分前、中、后三部分，而且每一部分又具有满族特点，前部为朝，后部为寝，主体突出，彰显皇室特征。从前到后依次为：前部，从下马碑到正红门，包括望柱、石狮、石牌坊、更衣厅、宰牲厅;中部，从正红门到方城，包括华表、石像生、碑楼和祭祀用房:后部，是方城、月牙城和宝城，这是陵寝的主体。

前部:从马碑起到正红门为止为前部部分。下马碑是乾隆四十八年冬巡时，将永、福、昭三陵下马木牌一律改为石碑，“以昭永远”。次第为二华表，二石狮，三洞石桥(又称“神桥”)，桥下是“玉带河”。

中部:面对正红门进入方城为陵寝的中部，在正红门北侧有三条石路，该石路用石板铺制，有三条径直通往大碑楼。这条与“神门”相连的“神道”，不单皇陵中在使用，通常一般的坟墓前修砌的道路也可称之为“神道”。昭陵有华表柱三对，石像生共六对，北部正中建有一座碑楼，大碑楼是皇陵最神圣的地方。

后部:这是陵寝的核心部分，沿着城墙围绕，可将昭陵尽收眼底。

昭陵建筑群规制完备，礼制设施齐全。建筑平面布局紧凑，风水墙红墙将全部建筑围在其中，与方形的内城形成内外两重城，成为昭陵在清陵中的特色之处。同时，栽种在外墙。

昭陵主体为园内的古建筑群和宽阔的湖面，以及松涛林海，构成山、水、楼、林一体的中国园林风貌。

墙种为昭陵在清陵中的特色之处。同时，栽种在外墙内外的陵树以保护皇陵风水及附会帝王陵寝典制为目的。却也成为皇陵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很好地烘托丘陵的整体氛围，增加了丘陵的庄严肃穆。

清昭陵，是在平地上建立的，按“前朝后寝”的格局，隆恩殿为前朝，宝顶为后寝，满足了传统陵寝制度的要求。从南向北分为前、中、后三部分，其主要建筑位于中轴线上，其它建筑对称分布于中轴线两侧。陵区坐北朝南，平面为长方形，南北狭长，东西偏窄。周围有朱红砖墙，又称“风水墙”。南墙正中为正红门，此门为陵寝的正门。昭陵由前（陵寝引导区）、中（陵寝过渡区）、后（陵寝中心区（方城））三部分组成：

前部:从马碑起到正红门为止为前部。下马碑是乾隆四十八年冬巡时，将永、福、昭三陵下马木牌一律改为石碑，“以昭永远”。次第为二望柱，二石狮，三洞石桥(又称“神桥”)，桥下是“玉带河”，石牌坊等。

中部:面对正红门进入方城为陵寝的中部，在正红门北侧有三条石路，该石路用石板铺制，有三条径直通往大碑楼。这条与“神门”相连的“神道”，不单皇陵中在使用，通常一般的坟墓前修砌的道路也可称之为“神道”。昭陵有华表柱三对，石像生共六对，北部正中建有一座碑楼，大碑楼是皇陵最神圣的地方。

后部:这是陵寝的核心部分，沿着城墙围绕，可将昭陵尽收眼底。

整座皇陵结构主次分明，掩映于四周茂密的苍松翠柏之中，神秘庄重。昭陵是帝王陵寝建筑，彰显着皇权的威严，在建筑风格上,汲取汉蒙藏的建筑精华，融合在满族皇家建筑艺术中，也是满汉劳动人民血汗与智慧的结晶。

第一部分：陵寝引导区

从新开河北岸的下马碑至正红门为第一部分（陵寝引导区）。主要建筑有：下马碑、华表、石狮、石牌坊、神桥等。下马碑是等级制度的标誌，在下马碑处，官员须下马下轿步行。由下马碑向北一公里处，在道路两侧设有华表、石狮各一对；石狮北面建有三孔石桥，桥西原有涤品井一眼（今已不存），过石桥向北为四柱三门，单檐歇山式，仿木结构石牌坊，石牌坊，石牌坊上雕刻生动形象，是清代雕刻的珍品。过石牌坊，就是正红门了，是陵寝的大门，正红门前两侧各有一组跨院。东跨院是更衣亭和静房，供皇帝祭祀时更换衣冠及小憩之处；西中院是省牲亭和馔造房，用以祭祀时宰杀牲畜及家禽。制作祭品。

从图中可见，早期昭陵陵区设有三排木桩做为保护标志，在木桩前还有还备有“鹿角”。鹿角又称“挡众木”、“拒马木”、“栅障”，满语“恰函”。设在陵寝以南及东西两侧，分别距陵寝约半里至两里不等，是以横木为腰挻，再以腰挺为中心用木上下交叉成“翅子”，每个鹿角有四五个翅子。鹿角高约五尺，上面涂成朱红色，整齐排列，共计四百四十二架。作为帝王陵寝，忌讳被人打搅，要防止闲人闯入。所以，设置了这些栅木，是一种警戒工具。昭陵的这种做法，既节省了经费，又很实用，体现了简朴和务实。这种做法，现在我们在永陵里面还能看到，永陵的最前方，还保留着这种“栅木”。

这些木桩分为红、白、青三色。每根木桩高九尺。直径六点七寸。其中，红桩在风水红墙之外一里的地方，周围共有一百二十八根；白桩在红桩之外，两者相距十丈到廿丈不等，白桩共有九十根，青桩在白桩之外约十里，共四十根（亦有说三十根）。

按这个范围粗略计算，东西南北不少于十五里，在此范围内全属昭陵法定　范围。按《大清律》：“红桩以内寸草为重，白桩以内禁止樵采，表桩以内禁止烧造”。而且对进入陵区者以情节轻重又有细则处罚规定。陵区重地，风水攸关，设立界桩

禁止采樵、耕种”等字样。在大清法律中对于擅闯陵区的行为都有详细的处罚条例，轻者发配边疆，琍者要处以绞刑或斩首示众，可见是大清法律的象征。

红桩的设立最初是在雍正元年（172年）（也有学者认为在顺治年间已设置红桩），在风水墙外加设一排红桩；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至盛京祭祀祖宗三陵，派兵部尚书福降安等人巡视山陵后发现在福陵和昭陵红桩界内有许多百姓的坟墓和耕地，有的地方甚至盖起了房屋，有碍山陵风水，乾隆因而下令盛京三陵按照关内清东西陵的规制，在红

桩之外设立白桩和表桩。白桩之内禁止打材、耕种、居住、放牧及安葬坟冢。青桩之内禁止烧窑取土、设窑烧炭。自此，昭陵周围十里范围内俨然成为禁区。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三月，盛京将军永玮奏报：“昭陵正红门前栅木在风水河北

树木从中，红桩下马碑在风水河南树木之外，该外草木茂盛多被遮掩”，“请将栅木移于河南树木外”，“并将红桩向南展移二丈，饬　该总管等不时查看”，据此可知，红桩在设置后又向南扩展。

据《奉天古迹考》、《奉天昭陵图谱》等相关资料：青桩的范围是东起今天大东区“二台子”，西至今于洪区小韩屯，北起今“三台子”，南至今和平区“保安寺”遗址一带。按这个范围粗略计算，它东西与南北各不少于15里。但据廿世纪卅年代沈阳市市政公所公布的实测结果为：其南北仅剩5.1里，东西为2.6里，总面积为12.4平方里。

2003年申报世纪文化遗产时实测为：318.74万平方米，范围为南直对北陵大街，东靠陵东街，西临黃河大街，北靠大二环。在此范围内全属昭陵范围。按清《大清律》规定：“红桩以内寸䓍为重，白桩以内禁止樵采，青桩以内禁止烧造”。在《陵寝禁例》中规定“偷进陵地拾柴折树者鞭打，取土石者斩，擅进山门者杖一百”。可见界桩是大清法律的象征，令人望桩生畏之感。如今，这些界桩随大清的消亡已荡然无存。

昭陵周围除了界桩处，还有六座下马碑，它们都是成对矗立在昭陵内的。其中两对在陵寝前方，另一对在陵寝东西红门附近。陵前的两对下马碑，一对在新开河北岸，一对在神桥桥南。这三对下马碑至今保存尚好，石材都是选用坚固耐用的青沙石。每个碑都有四个戗角石，可起到加固碑体的作用，也有装饰美化效果。碑的上下都刻有如意纹，中腰开光部分为碑文。三对碑的碑文不完全相同。其中，新开河北岸的下马碑碑文是满、蒙、汉、回、藏

五种文体。碑文：“诸王以下官员人等至此下马“。其它两对碑文只有满、蒙、汉三种文体，

碑文是：“官员等至此下马”。

下马碑是社会等级制度的标志。明清时期广泛应用在陵寝、官殿等外，距离远近按尊等级有所不同。官员出行每遇下马碑下车、下轿步行，所谓“武官下马、文官下轿”。否则，是违制。会受到严厉的制裁。

第二部分：陵寝过渡区

第二部分南起正红门，北至方城。主要建筑有：华表、石狮、石獬、石麒麟、石马等。正红门（大红门）为三道拱门，门两侧为环绕陵区的朱红围墙，称为“风水墙”；门内即为南北笔直的“神道”，神道　宽约四十米，两侧为石像生，石像生由北向南依次为擎天柱、石狮子、石獬豸、石麒麟、石马、石象、华表各一对； 华表，是中国古代独有的建筑，其起源与尧时的“诽谤木”，供人留言提意，现已演变成为一种建筑装饰物。石像生，就是各类石雕物，本是驱魔辟邪，后来成为逝者身份地位的象徵。石狮，代表王者、权威、高贵。石獬，代表统治者公正严明。石麒麟，祥兽，希望太平盛世常在。石马，是皇太极最喜爱的坐骑。往前是碑亭，立有“昭陵神功圣德碑”，记载了皇太极一生的功德。碑亭东西两侧为茶膳房、仪仗房等辅助性建筑，再向北即是方城正门―――隆恩门。

第三部分：陵寝中心区（方城）

由隆恩门向北，就进入了昭陵建筑群的中心部位了。与碑亭相对的就是隆恩门，过了隆恩门就是方城了，它是昭陵的主体建筑，方城内以隆恩殿为中心，东西有配殿和配楼，四周建角楼，殿后设二柱门和石祭台，然后是券门、券门顶部是明楼。明楼北为月牙城，月牙城正面有琉璃影壁作对景，两侧有“蹬道”可上下方城；月牙城之后是宝城，宝城正中突起的半圆形土堆称宝顶、宝顶之内为陵寝的心脏―――地宫。宝城之后是人工堆积起来的陵山――――“隆业山”，隆业山下面就是葬有皇太极夫妇的地宫。

鸟瞰整个福陵建筑布局、规模宏大、形制为外城内郭、红墙黃瓦，园区占地332万平方米，陵寝面积18万平方米，现存32座（组）建筑物的规模和格局。

昭陵建筑特色

清昭陵作为帝王陵寝，是关外的一处极为重要的皇家建筑群，这样特殊的地位也使得

其自身的方方面面都承载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反映出许多历经时代的变迁，也随之削弱或消失、而在当时却是极为重要的文化传统或文明的真实情况。如明、清除个别陵寝由于都城的变迁（如明孝陵、清福陵）等原因外均迁的是“主陵制”，即以某一陵寝为主体，形成规模恢宏的陵群，以寓子孙繁盛，基业千秋万代之间。唯有昭陵较为特殊，并未遵从此制，在福陵旁择一“风水佳城”葬之，而是选择了这处从风水观念上讲并不上乘的地段作为墓主的“万年吉地”。这不能不说是个特例，但从清永陵及历史上的清东京陵均可看出满族亦有“多祖群葬”的习俗，故由此可分析出，当年昭陵陵地的选择中必然还有更为政治权利且在当时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制度不可逾越，这个约束即是八旗制度。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八旗制度”对形成清初的军事民主政治，以至后来问鼎中原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随着清军的入关以及中央集权的日益加强，八旗制度逐渐褪化为仅仅是一种军事编制。通过对清昭陵选址的研究，其中所隐含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对“八旗制度”在满族这一段历史中的主导作用从建筑角度作出了表述和说明，从而使我们对于“八旗”这一制度有了更为清晰、更为全面的认识。

远观：

一座座建筑殿宇、门坊、城墙、桥涵及道路、仪树，流溢斑斓的色彩；或金黃、或碧绿、或丹红、或雪白，浓密相间，错落有致又井然有序，像龙宫凤阙辉映在苍穹下山河襟抱效的满目葱翠之中，气势恢宏壮丽而又深沉。

近视：

每一单体建筑和局部、细节的构成，凡石栏玉砌、雕梁画栋、栾栌交错等等，纹饰、式样、质地、肌理，无不显现出美轮美奂、华丽庄严中，又透出细腻亲切的情感。

无论是同远及近或是由近及远，步移景易，远势近形更呈现出市政、大小、虚实、主从、离合及阴阳动静等种种空间关系的丰富转换，秩序虽严谨，却层次分明。

总之昭陵其总体布局与单体建筑、装饰装修均是完整而又独具特色的，它既吸收了大量中原帝王陵寝文化，同时也保持了自身的民族特点，将汉、藏、蒙等建筑文化与满族建筑文化巧妙融为一体，形成了异于关内明、清各皇陵的独特风格，堪称是中国古代建筑精华，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典範。

礼制文化下昭陵布局-----清昭陵的总体构思，遵从“事死如事生”的礼制思想

从历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事死如事生”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愈加地反映在人类对“阴宅”的营建中，并被逐渐地固化为一种礼制――“生前”作为“死后”的模板。清昭陵作为清初的一座帝陵，也吸收了中原的陵寝文化，并且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其表达出来，如昭陵就是当时盛京城的一个缩影，同时亦是按照生前的“前朝后寝”来进行空间布局，亦有大量陪葬的皇亲国戚和文臣武将等等。

陵寝的结构―――“前朝后寝”的礼制思想

昭陵自始建，整体布局就是按照―“前朝后寝”的礼制思想的礼制思想进行的。隆恩殿为前朝，宝顶为后寝，应和了古代陵寝制度的要求。但通过考究昭陵总体布局与宝顶等的建造年代，就不难发现其后世的不断增建与扩建正是为了弥补其初始不合礼制的格局，也就是说昭陵营建初期，并未按照礼制要求的“前朝后寝”来进行布局。

“居中而尊”的礼制思想

“中轴线”是中国古代帝王文化在建筑中的最基本的一种表现手法，从轴线的开端到终结，运用对比和衬托来渲染出空间序列的高潮部位，由此来体现出“居中而尊”的礼制思想，昭陵作为清初帝王陵寝，虽然在建筑形制上不甚合乎礼制，但却对中轴线给予了重视，中轴线与陵后的隆业山成“丁”字形，神道即作为中轴线建筑㒙标志，应该说昭陵中轴线的使用体现了浓郁的满族特色―――只重视纵深轴线的发展变化，这是满族与汉族在轴线使用上的差异所在。

满族“梯形”空间形式的运用

昭陵的几个重要建筑物前，都有一个相似的空间形式―――“梯形”空间，且都是南宽北窄。每一处是神功颂德碑前的石像生，呈“八”字形排列；第二处是隆恩门南面的仪仗房等祭祀辅助用房，房屋的南北轴线都与神道的中心线偏差了一个角度，四间房屋的南北向也呈南北向的“八”字形；第三处是方城的东西配殿及配楼。

在传统的皇家宫殿及陵寝建筑中，建筑的布置应平等或垂直中轴线，不应出现这种不方不正的空间布局，但在盛京的皇家建筑群中，却屡次出现这种“梯形”空间形式，这是满族人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对“梯形”空间的偏爱。这种“梯形”空间是满族所特有的布置形式，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特色。

昭陵的建筑布置、陵寝规制及丧葬习俗体现了深刻的思想文化崇山峻岭山岭内涵、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向上的民族精神风貌。这一文化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与满族及前身女真民族独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清昭陵代表了清入关前，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奠基和发起的历史时期；蒙古八反映的时代特征和历史风貌。

陵址与风水

我国传统的风水学说，始于商周时期，最初只是古人出于生存需要对其周围居住环境的选择方法，《诗经》中就有公刘择地于作的记载。但正式为风水一词下定义的却是晋朝的郭璞在其《葬经》中说“葬者乖生气也，气乖风则散，界水而止，古代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之，故谓之风水”。风水历经演变，不断纳入了新要素诸如五行学说、太极八卦、三纲五常等等，最终成为了集社会政治、天文地理、环境景观等等的综合文化体系，其中既有荒诞迷信，又不乏有科学成分，如风水重视自然地理的优劣，甚至将其人的体咎福祸与之相联系，认为葬地的美恶会影响到子孙的盛衰荣辱；但其观念中亦有其积极的一面，倡导人类适应自然，并在一定的程度上改造自然，使之笪自身生存，这种渴望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则体现了生态的生存观。

风水学说的产生与发展，多是适应帝王统治阶级的需求，历代王朝帝王在对其“阳宅”――城市、宫殿及“阴宅”――陵寝的选址与营建中都渗透了很浓的风水观念，竟未子孙后代千秋万代，永存常在，可以说，“风水”亦是中国古代典章礼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昭陵风水

昭陵的营建不同于入关后清朝皇帝陵寝的营建，由于皇太极生前因战事过频及盛年猝亡（52岁），生前关没有为自己选择“万年吉地”。崇德八年八月（1651年）皇太极猝亡后，接着要为其选定吉壤的“大业”。但在其死后，继任者却一反古代帝陵选择依山面水，背风向阳建陵的惯例，而是选择平地起陵。对盛京昭陵之所以选择于此处而非它处的原因，当然，昭陵的修建，最重要的因素还是风水，不论是清史研究者还是民间传说，均认为此处是“风水”宝地。甚至某些官方的志书也无例外地沿用此说。《盛京通志》称昭陵“风水”曰“福陵发源于长白，昭陵自城东叠谳层峦至此。宽平洪敞，辽水右回，浑河左绕，有包罗万象控驭八荒之势”。《桥山圣纪》亦称：昭陵系由福陵后龙起伏转换落脉结局，福、昭二陵“同干分支，二陵合为一体”。并据此推断，昭陵选址的“来龙”出自福陵天柱山的“后龙”，太宗皇太极是太祖努尔哈赤之子，昭陵龙脉起自父陵后龙不仅合乎“风水”要求，而且也与辈份相合，又有三台山作为后靠，因此决定了昭陵选址于此。

昭陵幽雅壮观的自然环境显示了皇帝陵寝的肃穆庄严和恢宏的气势。虽为平地起陵，但“风水”是经过钦天监官员杜如预、杨洪亮二人精心勘测的陵寝建在盛京城北高地上，地势西南低东北高，该处的地质地貌确有独特之处，陵址坐落在盛京沙土与黃土分界线上，陵前为沙土、陵后却是黃土，与福陵的地质完全相同。这应该是杜如预、杨洪亮等人认定的同在一条 “龙脉”上。陵北堆土为陵山，陵前(南)开塘为湖，形成水流曲曲横过之势，自然景观赏心悦目，丰富多彩。

但是，按照严格意义上的风水观念，昭陵在选址上仍存在许多缺陷，在清代帝陵中，昭陵是唯一一个不靠山的陵寝。不仅无陵山、左右护砂、前进山等。由此可见将陵寝选择在此地并非十全十美。故在清顺治八年，在昭陵之后人工未堆造了人工陵山―――“隆业山”。

地形与地貌

沈阳地区地势平坦，少有起伏，平均海拔四十五米左右，福陵的天柱山是区域最高点，海拔六十五米，而西南最低点只有三十六米；从福陵山地经过旧城向西至沈阳站有一条自然的岗脊，在旧城处且有较高突起，这便是人们常说的“龙岗”，它是市区南北地表迳流和浅层地下迳流的分水岭。此外西起塔湾，向东经昭陵、文官屯、毛君屯直至东陵山咀子也有一条绵延北部市区的黃土岗，即又一条“龙岗”。对于这种缓慢起伏的地貌形态，可以自然称之为褶皱。这一南――――北的两条龙岗即是由东向西缓慢倾斜的起，是共同源于东部丘陵的平等褶皱地貌。

从风水角度说，这两条褶皱均是源自长白山吉林哈　达岭的两条“龙脉”，由沈阳、抚顺交界的观音阁一带传来，经沈阳东部辉山、棋盘山、天柱山等大小数座山峰至此，而沈阳故宫与清昭陵分别位于这两条“龙岗”之上。

虽然昭陵位于“龙岗”之上，但昭陵是唯一一个不靠山的陵墓。也因此，在蒲河河北岸一处地势北高南临水名叫黃泥洼（今平罗街道黃土坎村）的地方取土，用八　年时间堆土人造陵山―――隆业山。

昭陵整体风水模式并没有福陵那么明显，然而满清和汉族一样重视阴、阳宅的“风水”。

所以昭陵的选址必然是按照“风水”模式选择的。陵址应位于其了北龙之上。福陵龙脉天柱山“后龙”向西延续，在市区北部形成一条岗脊，北部的岗脊围绕沈阳的北新干部，其中有几个较高的突起，由东向往西依次为东山嘴子、毛君屯、二台子山、望花、上岗子、三台子山。由此转向西南，抵塔湾山嘎然结穴；。

正心为穴：

国人对“穴”的往往将人身体上的穴位与地理环境中的山川、丘陵、河谷相提并论。相互比附。这些以自然之物为自己的身体器官命名，却基本符合古人“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认知习惯。因此，可以看出穴对于人体来讲是最重要的代名词，而对于昭陵的穴点也如同上述分析的那样明显，虽然只能用其“天十心道”方法来判别，但据此分析结果沈阳“两陵”的“穴点”还是十分突出，正心为穴由此是盛京“两陵”选址风水分析之特点。

盛京“两陵”的选址并无具体的史料记载，从其陵寝选址模式及建陵时间依然能够看出是符合刘基《堪舆漫兴》中的选址模式。盛京“两陵”在选址及布局中虽然具有独特之处，但依然是与风水思想形势祖刘基的风水思想有所关联。

满族兆葬之法的选址影响

先秦《周礼》里就有“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规范。“昭穆”是古代的义的宗法制度，规定的就是在宗庙和墓地的一辈人的排列次序，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巨始祖左边，为昭。三世、五世、七世在右为穆。而“兆葬之法”，这个“兆”字，有祭坛和墓地地域界限的一种制度。按照通俗的话就是“东侧葬一个，西侧葬一个”，不再“子随父葬”而是子父分葬。

满清吸纳了汉族风水思想而营建了盛京“两陵”，但自身特有的丧葬传统也依然体现在两陵的选址当中。满族人依照团聚共葬、并且与左昭右穆的发展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昭穆相间的兆葬之法”即长辈居左昭（东）晚辈居右穆（西），隔代分葬东西两翼，祖孙同处一翼为重要特征的陵寝格局。

沈阳“两陵”的选址通过两点体现了满族的兆葬之法。首先是区位法，以风水思想的背山面水格局的基准，从沈阳城整体来看，努尔哈赤的福陵位于沈阳东侧（为其左）；其子皇太极的昭陵则是位于福陵之西（为其右）；符合左大右小的兆葬之法。其次从盛京城市的地形地貌来看，盛京城是东高西低，东部大部为山丘，西部为辽河、浑河冲积平原，东部山地是长白山吉林哈达岭的余脉，山脉是由东北向西南延伸，而由浑河流向原因，将整体山脉大体分为两条山岗横跨沈阳城，这就是守陵人常见的盛京有两条黃土龙上。其走向由天柱山至昭陵。又从昭陵沿新开河最后至丁香湖附近。这种山脉走向是风水思想中龙之走向，福陵天柱山谓之龙头；东山嘴子谓之龙嘴；昭陵谓之龙腰，龙尾谓之丁香湖。福陵占据龙头；昭陵位于龙腰，尊卑明显。

中轴线

龙脉来向和穴位间的方向，就是将来陵寝建筑布局的中轴线。清代各陵寝的方向主要依据传统以南向为尊的指导思想。同时，这也是为负阴抱阳，抵御西北向寒风。清代各陵实际上亦多采用南偏东或南偏西，而昭陵的中轴线则是采用南偏东3.5°。

水法

“风水之法，得水为上”，“未看山时先看水，有山无水休寻地”，山主静，水主动，上互为对比和相互衬托的。水当然是指流动的水，“来宜曲水向我，去宜盘旋顾恋”，“洋洋悠悠顾我欲留者，谓水于穴留恋有情也”，也就是最忌讳“直冲走窜，激湍陡泻”。水法的设置亦关乎景观及防汛。昭陵水法，在的方面看，陵寝选址“辽水右回，浑河左绕”，北面靠有辽水分支蒲河，南面陵寝向盛京母亲河浑河，水系众多，位置优越。小的方面分析，昭陵前设新开河，整座陵寝北市南低，雨水排到陵前河中，即增加了景观，又起到了防汛作用，新开河向西延伸联接起源于蒲河的丁香湖，向东延伸于实际前汇入浑河，彰显与福陵一脉相承，寓意大清王朝源远流长。

植被

“陵寝以风水为重，荫护以树木为先”。树木繁茂与否和风水好坏分不开，“草木郁茂在，生气相随”，“草木不茂，生气不来也”，“童山不可葬也”。昭陵地处平原，土地肥沃雨水充足，隆业山与陵寝四周茂林密布，形成了一个有情的改善小气候也起了重要作用。

两陵选址特点：

沈阳“两陵”之所以能在整个沈阳城中孤峰耸立、挺拔俊丽是因为以山峰选作陵体，藏崇厚之气气脉，观奇伟之绝景。

两陵依对山体的不同利用型式可大体分为两种典型形式：

福陵顺势型：

依照长白山山脉走势，将高大的山体的一部分规划为陵体，占据黃土龙之龙头做陵区核心，北山面水依次布置。

昭陵弥补风水型：

虽然位于龙腰位置，但并无形成龙脉走势，只能后天人工弥补其风水残缺，以人工山体作为陵体。

风水中所追求的是以“曲”为主的水，从视觉效果上看，弯弯折折的水流由远山而来，在大地上形成闪亮的曲线，静谧而悠长，令人心旷神怡，再加上水的滋润而形成的植被覆盖，花红叶绿，更为潺潺流水增加了色彩主活力，从视觉效果上看，水流的曲折越多，流速则越缓，滋润土地的面积就越大，不但土地的墒情要好于其它地方，连空气的湿润程度都随之好于其它地方。

沈阳北陵陵寝前部，有水环抱陵寝，水域不仅可以给陵寝带来生气而且还有排泄洪水作用。

昭陵形势，根据清《盛京通志》记载：“昭陵形势，自城之东北，叠谳层峦，至此而宽平宏敞，有包罗万象，跨域八荒之势。辽水右回。浑河左绕，佳氯郁葱，万年帝业，丕基鞏焉”。

城寝之营建：

按照“事死如事生”和说法，帝王死后的陵寝一般都会仿效生前所居宫殿的样子。依此可知，昭陵是一种“城”的陵寝形式，它是清初满族人政治、军事形势在陵寝建筑的真实再现，也反应出满族人在长期的战乱下形成的极强的“自卫防御”的一种心理。陵寝建筑中的正红门两侧的风水红墙，关内陵寝建筑一般红门及两侧的风水墙只是作为陵区与外界隔离的分界线，而不是城墙的城门。但盛京“两陵”则不同，两陵的风水墙依势而建，封闭围成一个带有防御性的城墙。不仅如此，在陵寝内建成两层相套的城与北京城相似的“二重城”。即红墙与方城之间的“外郭”（北京城墙）和方城“内城”（紫禁城），且内城在地势上高于外郭，这也反映出满族在特定历史阶段下所形成的民族防御心理。“二重城”的陵寝模式应该说是源自满族传统的营建都城的做法。

形与势的基本关系

昭陵的神道中轴线，结合周围环境并按礼制要求，将一系列不同的的单体建筑依次成团，形成了一系列既相互独立、又主从关系的建筑群。并且不同于一般官衙、王府建筑模式，又无震憾人心灵的巨大体量。但经过匠心独运的的空间整合，和谐融汇于其中之中，却可以产生艺术感染力极强的空间感受效果，形成了浓烈而自然的崇敬之情气氛。

昭陵陵址与八旗驻扎方位

传统风水思想的中选址原则主要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立向五大步骤。所谓形胜之地，就指符合“负阴抱阳、背山面水、藏风聚气”格局的环境，这是陵墓、古代城镇及村落选址的基本原则。但昭陵陵址地貌并不完全满足传统“风水”条件要求。尤其是后宝山与众不同。按常理，帝王陵寝一定要有一座来脉清晰的后山为靠，它是陵寝风水的根基。可是，昭陵的选址，却缺少一座靠山，因为它建在一块平坦的土地上。为了弥补不足，清廷想尽了办法。直到顺治八年，刚亲政不久的福临决定为昭陵堆一座后靠山，并封其山名日“隆业山”，寓意大清江山兴隆昌盛。

因此，李凤民先生在《盛京八旗方位之谜》一书中，认为按照“风水”条件要求，昭陵在选址上还存在缺项，如缺陵山、左右护砂、前案山、前照山等项，并不是盛京地区最理想的“风水”宝地。那么，为什么昭陵选址于此呢？李先生用清初盛京八旗驻扎的方位对昭陵的选址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昭陵选址与盛京八旗方位（刘冰沈阳两陵选址与布局风水思想辨析）

解释这一原因。按清初八旗制度规定，上自一国之“罕”，下至诸申平民，无不分隶八旗，按旗分籍。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就“国家”而言是“国主”，就八旗而言，则是八旗之一家。八旗之间，地位等当，“有人必八家养之，地上必八家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贝勒，事事掣肘，虽有一‘罕’之虚名，实无异整黃旗一贝勒也”。国士按八旗分划，各旗有各旗的固定方位，国罕宫殿、王府、百姓庐舍完全各建在本旗地界，不允许侵占他旗土地。阳宅如此，阴宅也是如此。盛京八旗分为砖城八旗和四乡八旗，盛京八旗方位是：北向为正白、正蓝两旗；东向为正红、镶红两旗；南向为镶黃、镶蓝两旗；西向为镶白、正黃两旗。他们的划分主要以盛京至铁岭、抚顺、辽阳、新民大道为界。皇太极本旗为正黃旗，昭陵陵址恰在盛京至铁岭大道以西的正黃旗吤内。这说明昭陵选址的首要条件是在本旗界内，然后在旗界范围内选择相对来说“风水”条件较好的地方，由此可以证明昭陵选址是按照八旗方位制度的结果。

于是选择到了如今昭陵的地方。所以，昭陵的“风水”条件存在一些不如意现象，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

若按照严格的风水形势宗模式来建造，也只能通过后天的创造来符合风水宝地的模式。因此，昭陵才有挖坑成池、堆土成山之说。

昭陵选址问题与清初八旗方位制度息息相关，盛京昭陵选址蕴含着风水思想形势宗的模式还充分体现了满族八旗的特点。

昭陵作为清早期重大陵寝工程项目，不仅规模宏大，建制完备，而且建筑实物保存完好，留有大量的历史信息。从巍峨耸立的无名石碑坊到坐落神道功圣德碑亭。从方城拨起的已鄳隆恩殿，昭陵里的每一座建筑无不体现出当时的匠心独运。解读昭陵建筑的形制及诸多工艺，对于了解在多发展民族、多元文化融合下的建筑构成及清代建筑的演变。

坐车指南

正门：

公交：130、136、205、210、213、217、220、227、231、242、245、265、290、393、800路、旅游观光一线　　北陵公园站

西门：

公交：136、138、294路 香炉山路站、217、232、326、381、382、393路 北陵西门站

东门：

公交：131、157、178、205、210、214（夜线）、220、227、231、242、245、265、280、281、800路 北陵东门站

地铁：

2号线北陵公园站（E出口），前行即到。

祭祀活动

祭祖，是昭陵一项根本活动。其名目分为“大祭”、“小祭”、“皇帝东巡致祭”等等。

大祭：

昭陵每年举行七次大祭。时间是清明、中元、十月朔、冬至、岁暮以及太宗忌辰、孝端文皇后忌辰。其中，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又称“四时大祭”，是祭祀中等级最高、礼制最繁琐、祭品最丰盛的祭把形式。

小祭：

小祭又叫“常祭”，“朔望祭”，时间是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昭陵每年小祭二十二次。

清明：

明清之际已将清明做为陵寝大祭礼的举行时间。清明大祭最有特色的一幕是“敷土礼”。所谓敷土礼就是往宝顶上添土。

中元：

古人以正月十五为“上元”，七月十五为“中元”，十月十五为“下元”。古人将中元节做为祭日上坟扫墓。明清两朝已将“中元”做为祭祀盛典的举行之日。

冬至：

冬至也是自然节气，时间在十一月下旬前后。

岁墓：

岁墓指一年终了。崇德二年已见岁暮“遣官致祭”福陵，“用牛一只”的记载。昭陵首次举行岁暮大祭是顺治元年十二月。

十月朔：

十月朔是十月初一。民谚有“十月一，送寒衣”之说，对已经故去的先人也要送去棉衣防寒。十月朔大祭除正常祭礼之外，还要烧“寒衣”。所谓“寒衣”，是用各色纸张做的皮、棉、单、各类衣裳。

忌辰：

忌辰是皇帝、皇后的驾崩日。忌日虽然也是大祭，由于是国丧之日，祭祀必然有丧礼

气氛。祭扫者要穿戴孝服，而且有若干“不宜”的规定。

昭陵忌辰大祭每年举行两次，一次是八月九日皇太极丧日，再有四月十七孝端文皇后丧日。

东巡致祭：

清朝统治者敬天法祖的传统观念很深。在他们看来自己的一切都是祖宗给予的，甚至连自己的命运也受到祖宗在天之灵的制约。基于这种观念，他们对祖光的陵墓、祖宗遗迹、遗物，甚至包括世居的故乡都十分崇敬。特别是对盛京感情更为深厚和淳朴，因为盛京是清朝开国“龙兴”之地，山陵在焉。清帝东巡的主要目的在于祭祀祖宗山陵。其祭祖场面最盛大，礼制最隆重。皇帝亲祭昭陵一般分为二天举行（只有康熙皇帝例外），第一天举行“展谒礼”，第二天举行大飨礼，两种祭礼不同。

其它祭礼：

昭陵每年举行大、小祭祀以及皇帝东巡临时告祭之外，还要举行若干次其它名目的祭扫，如每年皇帝或皇太后生日举行的“万寿告祭”，为皇太后加徽号举行的告祭，或出征凯旋向陵告祭，或皇子每隔三年来此行礼，此外还有途经盛京的官员或者到盛京上任的新官也要到昭陵拜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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