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瓷器玉器鉴定拍卖(上海瓷器鉴定拍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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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作为海内外闻名都市被世人所知晓，是近代开埠以后的事了。而实际上，远在距今数千年前的原始时期，上海先民们已经创造出了光辉璀璨的古代文明。

玉器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之一，曾广泛兴起于南北大地，史前北方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及南方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石家河文化等新石器时代诸地域文化都有过特色鲜明的制玉工艺，遗留下大量令后人惊叹不已的杰出作品。

一

上海地区出土的史前玉器，年代最早的可上溯至距今约6000多年前①。1974年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玉玦，直径3.1厘米，色白莹润，厚薄不均，是早期人们用来打扮装饰自己的耳饰（图1）。

1974—1976年，崧泽遗址还发现了距今约6000—5500年，以遗址命名的崧泽文化的不少玉器，如玉璧、玉璜、玉镯、玉琀等②。崧泽出土的玉璜除了其他地区文化常见的条形玉璜、半璧形玉璜外，还有个性独具的鱼鸟形玉璜、桥形玉璜等。鱼鸟形玉璜，长6.6厘米，青绿色，扁平形，一端似鱼，一端似鸟，形制奇特，两端各钻一孔，可穿绳悬挂于颈间，别具趣味（图2）。

崧泽文化玉琀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玉琀，或呈鸡心形，或呈扁圆形。鸡心形玉琀，长4.2厘米，青绿色，扁平形，一端宽圆弧，一端尖锥形，中间钻一孔（图3）。琀是古代放置于死者口中之物，《说文》：“琀，送死口中玉也。”《周礼·春官·典瑞》：“大丧共（供）饭玉含玉。”古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不能让死者空口而去，故事死如生。最初是将食物等置于死者口内，后渐放以一些珍贵的东西，如贝、珠、金、银、铜、琉璃、玉等。玉琀则有做成各种动物形状的，汉代最流行的是做成蝉形，所谓“琀蝉”，取其清高脱俗和复活再生之意。也有以其它器物含于口中的。置玉死者口中，还有保护尸体不朽的迷信希冀，所谓“口含玉石，欲化不得”。

鸡心形玉琀墨绿色，扁平，一端椭圆，另一端尖凸，呈鸡心形，中有一园孔，系单面钻成，器表琢磨光滑。“琀，送死口中玉也。”使用口琀的寓意有二：一是古人事死如生，不使死者空口，二是希冀以玉石质琀色美的特性来保护尸体不腐化，1976年青浦崧泽遗址92号墓出土，长4.2厘米。

良渚文化分布于太湖流域的江、浙、沪一带，距今约5300—4200年，其玉器制作水平达到了史前最高峰。1982—1986年，在上海青浦重固福泉山出土了大批良渚玉器，有玉璧、玉琮、玉钺、玉权杖、玉锥形器、玉梳背、玉项饰、玉镯、玉带钩、玉琮形管、玉鸟等，品类丰富多彩③。

玉琮是良渚文化的代表器物，其由手镯演变而来，为祭祀的礼器，也是财富、权力的象征。

神像飞鸟纹玉琮，高5厘米，宽6.6厘米，青绿色，矮方柱体，外方内圆，外璧以四角为中心，各琢一组神人和兽面的复合神像纹，共四组。上为抽象的神人纹，两条横长棱代表冠帽，二圆圈代表双眼，短横棱代表鼻子；下为兽面纹，椭圆形眼睑中有眼珠，眼睑以桥形连接，亦以短横棱代表鼻子；神人、兽面两侧脸颊各饰一只飞鸟。

整个图案表示神人骑在神兽之上，升天入地，与神灵沟通，飞鸟则是神的使者。神像纹是良渚文化的典型纹样，是良渚氏族的族徽，在许多良渚玉器上均有装饰。此器雕刻极为细致，很难令人想象，在当时尚无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先人们能够创造出如此鬼斧神工的作品来（图4-见封面）。

玉钺，长17.1厘米，宽10.9厘米。青绿色，扁薄状，呈“风”字形，刃部弧圆，无使用痕迹，柄部钻孔，可穿系与柄缚扎。其玉质透润，线条挺拔（图5）。玉钺如接以把柄，并嵌以上下端饰，就成为一柄象征握有生杀大权的权杖。

神像纹玉锥形器，长15厘米，宽1.4厘米。青绿色，作长方柱体，上端稍宽，下端钝尖，器身上饰以两组神像纹，柄部钻孔。刀法刚劲，做工谨严（图6）。玉锥形器除可作为串饰中的组件外，在墓葬中常发现于死者的头部或手部，可能具有装饰上或宗教上的意义。

玉项饰，玉质多受沁呈灰白色，由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的47颗珠、2件管及6件锥形器串连起来，珠或作腰鼓形，或作圆形，组合别致。这种豪华绚丽的玉项饰穿戴在身上，应是显赫身份、地位的象征，非上层氏族贵族莫属（图7）。

玉带钩，长1.8厘米，宽2.7厘米。玉质受沁呈灰白色，扁长方形，下部一端呈弯钩，一端有孔，可穿绳连结，用于勾束腰带。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带钩（图8）。过去一般认为，带钩是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才引进中原的，现在可以知道，带钩的渊源应在良渚文化。

玉鸟，长3厘米，宽2.1厘米。玉质受沁呈灰白色，圆雕，鸟昂首凸胸，以钻孔表示眼睛，敛翅翘尾，脚残。虽雕刻简单，但却充满生气，独具韵味。此类鸟应是当时人们崇奉的神鸟（图9）。

二

新石器时代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曾经辉煌一时的玉器在上海考古发掘中不再出现。究其原因，可能是良渚文化衰落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影响愈增，而南方各方面发展则相对滞后，最终导致华夏文明中心定鼎中原格局的形成。

上海境内始设县治，为秦代的海盐县，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设立华亭县，元代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正式设立上海县。南宋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上海地区又逐步得到了开发。

上海元以后的寺塔和墓葬考古出土中又开始有玉器发现，当代埋葬品中也发现有不少前代的器物。

1992年修缮上海松江西林塔时，在天宫和地宫共发现玉石器200余件，有玉璧、玉环、玉带饰、玉带钩、玉剑饰、玉牌、玉饰、玉簪、玉动物（独角兽、象、鹿、兔、鸳鸯、鱼、鱼龙等）、玉人物（罗汉、童子等）、玉石榴、玉器皿（炉顶、瓶、杯等）。所出玉器应为供佛之用，其数量、种类之多为上海出土玉器中罕见④。

西林塔始建于南宋咸淳年间（公元1265—1274年），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重建，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迁建，地宫建成于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天宫建于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因此，其玉器年代下限不会超过正统年间。

双螭纹玉璧，外径7.1厘米。青玉，扁圆形，正面浅浮雕大致对称的二螭，螭四足均作爬行状，口互衔对方长尾，器背面光素平整。从蟠螭的造型来看，与四川蓬安西拱桥南宋墓出土玉璧上的螭纹风格相近，当系同代器（图10）。蟠螭为龙的一种，战国两汉以来盛行不衰，是玉器上最常见的吉祥图案之一。

云龙纹玉带饰，长8.2厘米，宽4.4厘米。圆形环（图11）。这种带饰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的蹀躞带，环最初是用于悬挂随身物品的，后仅作为装饰形式保留了下来。此类形制的带饰在元代十分流行。

玉三童，高8.8厘米，宽4.8厘米。青白玉，圆雕，三童作相互嬉戏状，一大童低头，梳人字发，著交领衫，腰束短裙，右手持一莲梗，其背上骑一小童，大童左边又立有一小童，手抱一猴，神态逼真，颇有情趣。此器人物面相、发饰、服饰、刀工均具明代特点（图12）。

1996年修缮上海嘉定法华塔时，在下层地宫的石函内发现玉器29件，有玉舞人、玉鹅、玉鱼、玉云朵、水晶摩尼佩、水晶蝉、玛瑙距骨等。法华塔始建于南宋开禧年间（公元1205—1207年），元至大年间（公元1308—1311年）重修，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又加重修。下层地宫为始建时原有⑤。

玉舞人，高4.7厘米，宽1.8厘米。白玉，圆雕，舞人头戴尖顶帽，著圆领窄袖袍服，束带，穿靴，左手上举，右手置于胸前，折腰作翩翩起舞状，舞姿婀娜。此种舞人出土甚为少见，从服饰、雕工等考察，应系宋或金的作品（图13）。

玉鹅，高2.3厘米，宽3厘米。白玉，圆雕，鹅作伏卧状，回首，圆眼，敛翅，翅上线刻毛羽，神态自然，刻画生动。背至腹有通心钻孔，可穿绳用于佩系，具宋元风格（图14）。

1952年上海青浦重固北庙村发现元代任氏墓葬群，其中出土1件莲鹭纹玉炉顶，高4.6厘米，底径3.8～4.6厘米。青玉质，透雕三二鹭鸶栖息于莲花芦苇丛中，鹭鸶或觅食，或张望，莲花舒展，芦苇翻卷，器底面椭圆形，其中部钻对称四孔，可结缚固定于炉盖顶上，以作炉纽，风格浑厚粗犷。图案寓有“一路连科”的吉祥含义。这是首次在墓葬中出土玉炉顶，为众多传世玉炉顶的断代提供了可靠依据⑥（图15）。

1957年上海南市大同中学体育场内明嘉靖、万历年间太仆寺少卿陈所蕴夫妇合葬墓出土玉器4件，有蘑菇首玉簪、玉戒指、谷纹玉环等⑦。

1959年上海闵行朱行乡明吏部尚书朱恩父子墓出土玉器6件，有玉冠、玉簪、玉钗、二龙戏珠纹玉镯等⑧。

1960年上海卢湾肇嘉浜路明万历年间光禄寺掌醢署监事潘允徵家族墓出土玉器2件，有蘑菇首玉簪、玉管等⑨。

1960年上海闸北中山北路明万历年间兵部职方清吏司员外郎严贞度家族墓出土玉器11件，有蘑菇首玉簪、玉带等⑩。

1962年上海松江城西公社胜利大队明嘉靖、万历年间河南府推官诸纯臣夫妇墓出土1件蘑菇首玉簪。

1964年上海徐汇中山南二路明末清初国子监监生褚永祚夫妇合葬墓出土玉器4件，有玉帽镇、玉簪、玉戒指等。

1965年上海奉贤泰日镇姚堂村明嘉靖年间广西道监察御史宋蕙家族墓出土玉器6件，有蘑菇首玉簪、玉压发、玉带钩等。

1965年上海闵行马桥乡三友大队明墓出土1对金镶玉簪。

1966年上海宝山顾村明万历年间朱守城夫妇合葬墓出土玉器20件，有玉帽饰、玉帽扣、玉簪、玉发饰、玉饰、玉带饰、螭纹玉牌、玉司南佩、玉剑首、玉犬、玉砚等。

螭纹玉牌，高3.4厘米，宽2.5厘米。白玉，扁平长方形，两面各剔地浅浮雕一蟠螭纹，一凸胸曲腰，一回首弯颈，皆长尾分叉旁卷，四周云气纹环绕；器边侧亦饰S云气纹。器上端环状系挂已残。此种玉牌样式和雕刻技法在明代十分流行，极具代表性。传世玉器中类似者如有名的“子刚牌”，即明代苏州琢玉大师陆子刚所作的玉牌，迄今尚无公认真品者，多系后仿。而这块玉牌出自宝山，宝山距苏州不远，玉牌风格又近苏工，所以其为苏州所作当无疑义，它为我们研究陆子刚的琢玉风格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图16）。

1969年上海浦东陆家嘴明嘉靖年间陆氏墓群出土玉器60件，大多出于明通议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赠礼部右侍郎陆深夫妇墓中，有玉发冠、玉幻方、玉刚卯、灵芝纹玉牌饰、水草纹玉带饰、玉鱼、玉观音、玉刘海戏蟾等。

玉幻方，长3.6厘米，高3.5厘米，厚0.75厘米。青玉，扁长方形，正面圆凸面上阴刻阿拉伯文字的“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钦差。”四周饰花纹；背面阴刻一方框，分隔成十六格，为四四纵横图，每格有一个十三世纪时的阿拉伯数码字，每四个数字之和均相等，变幻莫测，颇富神秘性，

器上端有二贯耳可系挂。这是伊斯兰教佩以护身的信物，玉制的极为少见。其与元代安西王府出土的阿拉伯六六纵横图相近，故当为同时物（图17）。

金镶玉观音，高5.4厘米。青玉，圆雕，观音头梳高髻，面容静穆，身著对襟衫，肩披帛，左手下垂，右手弯曲执帚状物，立于金质莲座之上，周身金丝缠绕，腰前嵌一红色宝石，器作插发之用。整器金玉交相辉映，富丽堂皇（图18）。

1969年上海南市丽园路明正德年间赠奉政大夫朱察卿父子墓出土玉器30件，有工字形玉饰、玉鱼、金镶玉蝴蝶簪、龙首玉带钩等。金镶玉蝴蝶簪，宽5.1厘米。白玉，蝴蝶大圆眼，吻前凸，张翅露体，翼边波折，翅膀有多道阴刻线表示脉络；背部有界线，尾部有皮囊线6条；下有金托，托边镶三颗红宝石，簪身残失。蝴蝶是婚姻美好的象征（图19）。

1973年上海浦东六团八灶村明万历年间云南按察司副使乔木父子夫妇合葬墓出土玉器13件，有蘑菇首玉簪、玉戒指、玉环、螭纹玉环等。

1974、1976年，上海浦东高桥镇明弘治年间沈辅家族墓出土1对玉簪。

1976年上海徐汇龙华三队明嘉靖、万历年间四川布政使潘允端夫妇合葬墓出土玉器25件，有蘑菇首玉簪、玉环、龙首螭纹玉带钩、龙首玉带扣、瓜果纹玉带饰、莲鹅纹玉带饰、乳钉纹圆形玉饰等。

龙首螭纹玉带钩，长15.5厘米。白玉质，钩头作龙首，钩身呈琵琶形，上浮雕一蟠螭，龙、螭顾盼呼应，寓“苍龙教子”，钩纽为花形，龙、螭特征具元末明初风格（图20）。龙首螭纹玉带钩在元、明、清非常流行，俗称“龙钩”，传世实物极多，而此带钩对它们的断代鉴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莲鹄纹玉带饰，长3.9厘米，宽4厘米。白玉，扁平体，左右大致对称，各透雕一天鹅俯首引颈、展翅穿行于莲苇丛中，下面水波起伏，情景写实，富于浓郁的江湖野趣，有金元“春水玉”之遗韵（图21）。

1981年上海浦东东昌路明末清初墓群出土玉器7件，有蘑菇首玉簪、金镶玉蝶簪、玉戒指、六瓣梅花玉戒、玉扣饰、婴戏纹玉銙等。

婴戏纹玉銙，长7.4厘米，宽5.2厘米。青白玉，扁长方形，正面浮雕七个童子正作嬉戏状，或持灵芝，或撑伞，或放风筝，或玩拨浪鼓，形态各异，生趣盎然，底面透雕云气纹；背面平素，四角各有一牛鼻孔，可供穿系。婴戏纹是常见的传统吉祥图案，在宋以来的绘画及陶瓷、漆器、金银、竹木等工艺品上多有所见（图22）。

1982年上海宝山崧南公社明万历年间沈自成家族墓出土1件玉簪。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上海嘉定老西门周围明嘉靖、万历年间礼部尚书徐学谟家族墓出土有1件螭纹玉环。

1990年上海南市牌楼路明永郡孙氏孺人墓出土玉器9件，有银镶玉寿字簪、金镶玉梅花簪、玉戒指、玉鸟等。

1992年上海斜桥肇嘉浜路明墓出土玉器3件，有玉簪、玉牌等。

1993年上海卢湾打浦桥明嘉靖顾氏墓出土玉器69件，有卧蚕纹玉环、螭纹玉簪、葫芦形玉耳坠、玉童、玉飞天、玉凤、玉鸟、玉鱼、玉蟾蜍、螭纹玉饰、衔草玉雁、玉莲草、玉嵌饰。

执荷玉童，高5.2厘米。白玉，圆雕，童子立姿，头发一撮左右分开，身著对襟衫、宽脚裤，右手握襟，左手执荷梗，荷花垂于背后；头至足有一通心钻孔，系绳后可用作扇坠（图23）。这种执荷玉童从宋代开始流行，寓意“连（莲）生贵子”的吉祥含义。但明代童子和宋代童子在造型、脸相、服饰、荷花、刀工等方面风格较有差异。

玉飞天，长5.7厘米，宽3.5厘米。白玉，一对，扁平云朵形。正面透雕飞天形象，头戴宝冠，上身袒露，肩绕披帛，双手托钵，腕部戴镯，曲腰，下著长裙，体态轻盈，遨游于卷云之上；背面平素。此类玉饰一般镶嵌于银制发簪的柄端（图24）。飞天又名“飞天伎乐”，梵名乾达婆，为佛教中能歌善舞、造福人类的神。飞天在南北朝的敦煌壁画上就已出现，而玉飞天虽唐、宋、明皆有传世品，但考古发掘中过去仅见于辽金墓葬，明墓中未见。此飞天为传世的明代同类器提供了科学的断代依据。

1995年修缮上海松江李塔时，在地宫中发现玉器26件，有玉带饰、水晶环、竹节形青金石饰、芙蓉石弥勒像等。据所藏文物铭刻，可知地宫建于明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

1996年上海松江工业区古林纸工公司明墓出土玉器3件，有蘑菇首玉簪、玉戒指、云纹玉璧等。

1997年上海卢湾李惠利中学明墓出土玉器10件，有玉冠、玉簪、金镶玉葫芦耳坠、梯形玉饰件等。

2000年上海松江华阳桥镇明武略将军杨四山家族墓出土玉器3件，有玉簪、金镶玉葫芦耳坠等。

2001年上海松江农乐公司建筑工地明万历年间宰辅徐阶家族墓出土1件玉花片。

2003年上海徐汇宛平南路西侧明万历年间三品官员夫妇墓出土玉器22件，有头箍玉饰、银鎏金镶玉宝相花簪、金镶玉葫芦耳坠、玉戒指、玉钮扣等。

2007年上海嘉定江桥镇明万历年间登州府同知李新斋家族墓出土玉器3件，有玉戒、螭纹玉簪等。

1979年上海浦东东沟四队清道光墓出土1件龙首玉带钩。

1984年上海静安陕西北路清墓出土玉器6件，有龙首螭纹玉带钩、八骏纹玉扳指、双螭纹玉转心佩、八卦纹玉镜、双鹅衔莲玉饰等。

八骏纹玉扳指，高2.4厘米，径2.9厘米。青白玉，短圆筒形，外壁一周刻八匹骏马，或奔跑，或伏卧，或站立，多姿多态，马身皆利用玉之赭红色表皮作俏色表现。八骏为历史上的名马，据《穆天子传》载：“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郭璞注：“八骏，皆固其毛色以为名号耳。”（图25）。

扳指亦写作“搬指”、“班指”，早期称“韘”，是射箭时套于大拇指上用于勾拉弓弦的。其始见于殷商，汉代时演变为一种扁平型的韘形玉佩。清代扳指十分流行，但已不作实用，而是套于大拇指上供装饰玩赏，皇家贵戚常以它的质地、琢工等来争相攀比、竞奢斗富。

双鹅衔莲玉饰，高3.6厘米，宽6.2厘米。白玉，圆雕，作双鹅并卧状，均回首衔莲，莲叶卷曲，枝梗交错，鹅身躯丰满，双翅紧敛，双足紧贴腹部，手法写实，充满清新活泼的生活气息。此器镂空处可穿系佩挂（图26）。

三

整体考察上海地区出土的玉器，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1.无论是史前玉器，还是唐宋以后玉器，均地方特色彰显。马家浜、崧泽、良渚玉器都是江南所特有的，风格与其他地区文化玉器绝然不同，判然有别；唐宋以后玉器因原有当地工艺传统，故也应多为本地制作，具南方尤其是苏州琢玉特征。上海明代中晚期出土的玉器数量较多，与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繁盛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社会现实的反映。

2.唐宋以后受社会背景和玉器自身发展规律影响，玉器风格已脱离早期玉器以礼仪性为主要功能的局面，一改为以装饰性为主；题材和图案也从过去的以抽象为主转而为以写实居多。

宫廷玉器和民间玉器产生了明显的分野，在诸如器物品类、使用功能、大小尺寸、琢治水平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上海出土的唐宋以后的玉器带有鲜明的民间玉器的色彩，与器大品丰的宫廷玉器比较，多为小型随身装饰品，极具浓郁的草根特点。

3.玉器作为物态化的形而上精神产品，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

上海出土的玉器真实记录了上海地区历史文明的发展轨迹，见证了曾经显赫一时的制玉传统，是我们祖先聪明才智流传下来的宝贵结晶，值得我们今天引以为豪、倍加珍惜并很好地加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注释

①②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③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④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出土唐宋元明清玉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嘉定法华塔元明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9年第2期。

⑥沈令昕、许勇翔：《上海市青浦县元代任氏墓葬记述》，《文物》1982年第7期。

⑦⑧⑨⑩⑪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明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⑫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宝山朱守城夫妇合葬墓》，《文物》1992年第5期。

⑬上海博物馆：《上海浦东明陆氏墓纪述》，《考古》1985年第6期。

⑭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明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宝山朱守城夫妇合葬墓》，《文物》1992年第5期。

⑯上海博物馆：《上海浦东明陆氏墓纪述》，《考古》1985年第6期。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明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

周丽娟：《上海浦东东昌路明墓记述》，《考古学集刊·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明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

王正书：《上海打浦桥明墓出土玉器》，《文物》2000年第4期。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松江李塔明代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9年第2期。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明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出土唐宋元明清玉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王正书：《上海陕西北路发现清墓》，《文物》1987年第9期。

张尉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古玉鉴定专家。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玉石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文化促进会玉文化中心顾问（委员）、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理事、上海工艺美术学会理事、上海文化人才认证中心顾问、上海大学兼职教授、上海东方讲坛特聘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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